一直想写一点父亲的故事，因为和父亲闲聊的时候总是对他们那个时代充满好奇乃至有些向往。

父亲生于一九五四年，四年之后是大跃进合作公社，大炼钢铁，爷爷奶奶虽然热情高涨，却没有向集体贡献什么。因为家里一穷二白，除了在土改时分到的地主家一张四角刻着栩栩如生的葡萄串的红木桌子和一把做工精巧的椅子之外，似乎就剩一口铁锅了。当然村里也有人把锅都捐献了的，极个别。猪牛羊，鸡鸭鱼，父亲可能都没有见过，也谈不上交公了。

再过一年就是三年自然灾害，附近的榆树皮都被啃得精光。虚岁六岁的父亲加入了浩浩荡荡的乞讨队伍，经常和我大姑、四叔组成一个小分队——大伯那时应该自立门户了，二伯二姑他们是另一支小分队。四叔是他们小分队的招牌，骨干，精英，那时只有二三岁，长得眉清目秀，乖巧可爱，所以每到一户人家父亲和大姑都是打发四叔进去，而他们就在门外等着“分红”。主人多数对四叔很是怜爱，会多给一些，甚至还有人想收养四叔。在家里，爷爷奶奶都吃难以下咽的用糠做成的窝窝头儿，而把地瓜干儿留给父亲他们。若是有人到家里做客，通常要到邻居家借一碗面做几个馒头，一小盅子盐或是油炒点白菜，拌点黄瓜--什么时候生产队发粮食或是油盐了，再赶紧还人家--另外买几根油条也可以做一盘菜。客人也不能放开肚皮吃，虽然小孩这时候都被支到外面玩去了，但客人们清楚他们都在那里流口水，所以会吃两片馒头表示一下，再吃地瓜干，把馒头留给小孩。过中秋节，做的月饼没有现在这些丰富的材料，只是馒头里抹上一层薄薄的油，那也好吃得不得了。过年才舍得花两毛钱割一小片肉，不像现在喜欢瘦肉，那年头儿越肥越好，还要看交情，回家包一顿水饺犒劳一顿，有的小孩为了等这一顿水饺，可能早饭午饭都不吃了。

吃了上顿没下顿，父亲他们总是挨饿。父亲偶尔会偷家里育苗的地瓜，尽管装地瓜的口袋是挂在屋梁上，父亲趁爷爷奶奶都不在家，搬过椅子来勉强够到，一次偷一两个，之后做些伪装。爷爷发现了，佯装不知，归咎于耗子。只是有一天中午，父亲和他的一个伙伴偷生产队里的黑豆，刚点上火想烤熟了吃，听见外面有脚步声，那家伙慌乱中抱了一抱草掩盖，结果弄得浓烟滚滚，在远处田地里劳作的人看到了还以为是发生火灾，急忙跑过来，虚惊一场。父亲他们挨了一顿揍。

最难熬的是冬天，除了挨饿之外，还要挨冻，那些年天气比现在冷很多，经常下大雪，厚厚的能没到小腿。家里没有炉子，被子往往又旧又薄，一家六七口人挤在一张小炕上取暖。没有棉衣棉鞋，即使有也是破得露出棉絮来，棉絮又只是薄薄的一层，所以父亲他们手上脚上都起冻疮，脸都被冻伤。衣服，通常是老大穿不上了，老二穿，老二穿不上了，老三穿。到了夏天，就把棉衣拆了作夏装。父亲说，有的人家更穷，家里就一身像样一点的衣服，谁出门谁穿，都令人难以置信。

三年，现在说来轻描淡写，当时却是度日如年。

六二年调整之后，爷爷，打鬼子腿上负过伤的老八路，被村里安排看树林，盖了一间小屋，父亲和他作伴，因为二伯，大姑，二姑他们要么挣工分，要么上学，而四叔，小姑他们太小。只是夜里爷爷经常出去找别的老头儿喝茶闲聊，而把父亲一个人留下。还好有两条威猛的狗为父亲壮胆。那时候村子周围很多年代久远的墓地，每一片墓地都是一片浓郁阴森的树林和浓密的草丛，经常有獾，狐，狸，黄鼠狼出没。在夏天还经常看到飘荡的鬼火。有一天晚上父亲吓坏了，屋外天阴沉沉的，似乎要下雨，爷爷还没有回来。本来寂静的外面忽然传来陌生的老人的咳嗽声，一阵又一阵，越来越近。父亲蹑手蹑脚地到门前，透过门缝向外看，什么也没有，只是两条狗对着黑漆漆的夜色，气势汹汹的叫。父亲心惊胆战，却又无计可施，一直等到爷爷回来，提着油灯出去四处看了看，原来是一只刺猬。后来爷爷回来得早一些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村子有人看到了狼，爷爷在树林里也发现了蛛丝马迹。过了很多天，都平安无事。转眼到了深秋，树林里落了厚厚的枯黄的叶子，放眼望去，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萧瑟了，那些夜行者也不多见了。狼，来了。那天夜晚，两条猛犬异常凶狠。父亲看着爷爷，爷爷也有些害怕。狼在外面徘徊了很久，才恋恋不舍地离去。第二天早上，爷爷和父亲在周围察看了一番，两条狗的脖子都被绳子勒掉了毛，狼留下的脚印和父亲的巴掌差不多大。从那以后，爷爷便不让父亲作伴。

父亲步入小学，似乎是不太用功读书，尽管父亲说当时成绩很好，母亲却质疑。教父亲的老师后来又教过我，偶尔到我家坐坐会说起过去，所以有些掌故母亲也一清二楚。我想母亲的怀疑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父亲十岁了还在读一年级。父亲以当时作班长而自豪，母亲说那是由于父亲打架有力气。父亲他们那时以石块代笔，破瓦代纸，尽管一个鸡蛋能换一支铅笔，却很少有人舍得。若是期末能发到一支铅笔和一个本子，那高兴的不得了，在同学面前得意洋洋。父亲对自己的刘老师没有什么好感，那时老师常常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有同学因老师不允许他去厕所尿裤子，结果还被老师揍，打破了头。父亲记忆最为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刘老师罚他在一张课桌上“金鸡独立”，还头顶黑板擦。后来全国掀起学习工农兵的热潮，他们也就不怎么上课了，而是到处拾牛粪。拾得多有奖励，只是学生多，牛粪少，所以难免有“拆东墙补西墙”的事情发生，一块牛粪今天在这个生产队，明天又跑到了另一个生产队。父亲他们往往假劳动之名，行玩耍之实。

他们的游戏有很多花样，掏田鼠窝是其中之一，找到田鼠洞，再找他的气孔，用东西塞住，然后用小镢头刨，旁边的人拿石头严阵以待。依次是通道，田鼠的厕所，粮仓——里面会有很多黄豆或是花生，能盛一大瓢——之后是田鼠的卧室，捉了之后用火烤熟了吃，但是偶尔会刨出蛇来，吓你一跳。除此之外还有撞拐，滚铁圈，打毽子——把一小块木头两头削得尖尖的，用一根木棍儿敲起来，再打，谁远谁赢；打阎王，在远处摆三块砖头，四个人比赛，打倒中间的为阎王，打倒两边的为阎王的打手，什么也打不倒的是要挨打的小鬼，打手每人揪一只耳朵，一边打一边说，“打金鼓，上金钟，问问阎王听不听。”阎王若是说不听，继续打，若是说听，打手就松手赶紧逃跑，被小鬼抓到要受到如数报复。只是有的阎王铁石心肠，总是说不听，小鬼就气恼得很，不欢而散，甚至恶言相向，扭打在一起。尤其是在冬天，无所事事的老人们蹲在墙根儿晒太阳，不但不劝止，反倒会怂恿，说“你打不过他”，结果火上浇油。不过，那时小孩打架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所以家长不会像现在到对方家大闹一场。父亲应该是很少吃亏的，因为从小跟爷爷学武术，虽然半途而废，但总会一招半式，至少可以唬人。有一个家伙与父亲不合，又不能与父亲正面交锋，一次在河边唆使他家的狗来欺负爷爷家的狗“小黑”，小黑不敌，败下阵来。父亲见状大声喊“半尾巴”——爷爷家的一条猛犬，总是跟别人家的狗咬架，被咬去了半条尾巴。“半尾巴”过了一会儿，不知从哪里如风一样跑来参战，对方的狗只是叫，不敢轻举妄动，没想到另一家的狗来逞英雄，结果被半尾巴一口咬住喉咙，死了。父亲闯下了大祸，因为这条狗的主人在村子里是招惹不得的一位老太太，论辈分，是父亲祖母级长辈，骂人的功夫实在了得，口若悬河，说的还都是黑话，别人还云里雾里。村子里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父亲知道不妙，回家没敢说。这位老太太找上门来，把爷爷骂了一顿，爷爷等她骂完，恭恭敬敬的赔不是。父亲躲在屋里大气不敢出。二伯回家知道这件事之后，一边数落一边用手指戳父亲的头不时地碰在墙壁上。爷爷也没有轻饶父亲。父亲很委屈，负气出走。

父亲夜里徒步走到了离家有五六里地的姑姑家（我的老姑），住了两天。白天和我表姑去河边树林里拾柴。那时河边不仅有成片树林，还有一望无垠的荻子随风飘摇，若在夏天，河水清澈，波光粼粼，游鱼怡然，紫燕翩然，偶尔还会看到翎羽鲜丽的野鸡，身处其中自然是十分快活。不过当时应该是冬天，下过雪后，眼前是一个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和新认识的伙伴们堆雪人，打雪仗，无拘无束的大声呼喊，也会玩得起劲痛快。中午和表姑回家后，父亲看到爷爷正坐在炕上喝酒。爷爷和颜悦色地说“吃完饭回家，不打你了。”

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广播里每天都播放《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晚饭的时候全家人还要先唱一首红色歌曲，三祝愿，之后才能吃饭，组织上的人会到农户家门外或是墙外偷听，谁家不唱，那就是大错误，要受处分。人们见面打招呼，一个说“毛主席”，对方说“万岁”，去田地的路上还建了一座门，每次经过都要致敬。最常见的娱乐节目就是《红灯照》。村里有时也会发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等等，看一场电影村民像过节一样开心。母亲说，那时候不太懂事，看别人戴着高高的纸帽子还觉得挺有趣，父亲不这样想，特别是在爷爷挨批斗之后。罪名是爷爷砍了公家的两颗小树，做了镢把，还有撕碎大字报。其实是根本没想到的事，大清早一开门，不知道是谁把大字报贴在门上，就撕坏了。二伯被拉去检讨，指名道姓骂爷爷，父亲只有十三四岁，只能是在旁边哭。庆幸的是，爷爷他们没有挨打。父亲说那时有的地方都打死人。

在全国性的混乱中，父亲告别了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