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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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昭，本名彭令昭，苏州人。其父彭国彦，曾经留英，30年代任吴县县长。耿直孤高，廉洁奉公。其母许宪民，为时代新女性，抗战名人，社会名媛。
    林昭于1949年考入"苏南新专"，参加过土改，充满了革命的激情。1954年，以江苏最高分考入北大新闻系。后参与了北大《红楼》诗刊编委，充分展现了她的才华，是公认的才女。
    林昭在北大期间逐渐开始反思，开始觉醒。57年被打成右派，但是拒不认罪，继续独立思考，并且批判共产风，为彭德怀鸣冤，写信建议学习南斯拉夫经验。1960年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被捕；1962年保外就医，同年再次以扩充反革命罪收监，判刑20年。其父于林昭第二次被捕后一月仰药自尽。
   林昭在1968年4月29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杀。5月1日，公安人员到林昭家收取了五分钱的子弹费。之后其母精神崩溃，几年后也自杀，后来她也被平反（？）了，在北大的追悼会上，有一副挽联：上联是"？”，下联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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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林昭的文章很多。这里是我个人觉得写得比较好的。
钱理群并不认识林昭，他的文章算不得“回忆”林昭，甚至他的“林昭的价值”论调也不合我脾胃；不过，他的文章有资料的价值，所以放在这里。
用牧夫在《关于林昭的补充资料》一文中的话说，“叁十多年过去了，历史只宣告了林昭无罪，但是那些祸国殃民的罪犯，又有几人被椎上历史的被告席呢？”
闻昭在《林昭冤案记》一文中则说，“在林昭最后的判决书上，写的是因为林昭患有精神分裂症才得以免罪的。”此为下列数文所未言者。
中共为祸之烈，不下日寇；而信口雌黄、颠倒黑白、诬良为盗、渎烈士之英灵者，古今中外，谁能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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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林昭

彭令范

“北大”风云

　　1954年，姐姐林昭以江苏最高考分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在这座民主摇篮里，她犹如投入了慈母的怀抱，她满怀信心地希望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记者。她的写作计划满满一大堆，她要为写《二泉映月》的瞎子阿炳写传记，要把鲁迅的小说《伤逝》改编成电影，她因为参加过土改，要写一本《中国土改史》……她成了急待展翅飞翔的海鸥。同时，她也如同当时敏锐的知识分子一样，面临了早春天气的压抑感，当她看到电影《武训传》被批判，又经历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她产生了一种迷惘与不祥之感。到1957年的5月，她看到未名湖畔垂柳碧波，花儿在开放，整风的消息传来。她在5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样的春天，到处谈论着整风，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期待着……昨天出现了第一张责问主席团三大的代表由谁选出的大字报，随后出现了用大字报帮助党整风的建议……夜里，大饭厅前出现了更多的大字报。这可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5月19日，由学生张元勋等贴出《是时候了!》的大字报，用诗的形式写道：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这首激情的政治诗，激动了林昭，她沸腾了，当她看到有人反对这首诗时，她说，是这样的吗?不，绝不。她也忍不住写诗支持《是时候了!》。自此，她全身心地卷入了这一民主浪潮。

　　与此同时，学生谭天荣在广场上发表了演说，并与人展开辩论。到处是一团团的人群。林昭对谭天荣的演说发生了兴趣，使她震惊，她认为他是一个能独立思考、不墨守成规、敢于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敢于触动权威、富有创造性的人。她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祖国最需要的。她满怀喜悦地注视着这位同学的神采风姿……

　　至25日，校党委书记江隆基做了讲话，认为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要求全体党员虚心耐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不要沉不住气，要继续支持大鸣大放。

　　可是到26日，广场出现了“反对恶意煽动诽谤!”“马列主义卫道者万岁!”等标语，出现了新的辩论。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说随着运动的进展，出现了一些背离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

　　林昭失眠了。她眼看着一些敢说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神经错乱，是“狂人”，是“疯子”和“魔鬼”。她在日记中写道：“是这样的吗?不!不是!”“……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然而任何怨言都无济于事了，这只刚学会飞翔的海鸥，一头栽进了罗网，戴上了沉重的右派帽子。

　　林昭于是像牛虻一样疯狂了。她把一切启蒙她的人都看作了“蒙泰里尼”。她向就学过的苏南新专的一位老师发出了“责难”：“你们为什么当时教育我要诚实、坦率，而没有教我如何做人?”她由怨恨与悲愤交织在一起的情绪，喷发为疯狂，由疯狂而走向绝望。她在绝命书中表白：“我的悲剧是过渡时期的悲剧，人们只看到我流泪，却看到我心头在无声地流血……”她对那些在历次运动中用别人的血来“染红面貌的人”是深恶痛绝的。她说：“我不爱也不能爱所有的人，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人，愿我的影子永远跟着他们，让他们永远记得曾出力把我拉开生活，杀死我，让他们身上永远染着我的血。”

　　林昭自杀被抢救后，她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林昭这些绝望中的表白，在当时自然只能得到“罪加一等”的回答。　

痛定思痛

　　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人民大学新闻系，林昭在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主要的工作是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整天查阅过去的旧报纸。工作由王前(刘少奇同志前妻)领导，还有一位是人民大学学生、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的甘粹。王前对林昭等十分同情，对他们没有多加管理，她见林昭身体不好，还时常送些食品给她。这一年多时间，林昭的生活还算平静。

　　可是林昭的心情并不平静，她在思索，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规模的群体性的大冤案?为什么好心帮助党整风提出的意见，统统都被说成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行?

　　她时常徘徊于天安门英雄纪念碑前，她景仰革命的先辈，她也在这里寻求答案。她的难友劝她不要碰硬，鸡蛋是碰不过石头的。她立刻严正地回答说：“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亿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也会被击碎的!”她又在日记中写道：“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她在心力交瘁中不断地求索，但是现实所回答她的却是绝望。她痛苦莫名，她病了，病得不轻，孤身只影在北京，虽说有朋友可以照顾，但在卧床治病中却必须有家人照料。我母亲得知消息后，急忙来到北京将她接回上海去。

　　林昭的病经过调养后，渐有起色。她是一个不耐寂寞的人，总是经常要出去走走，去图书馆、去公园。在日常去公园散步时，逐渐认识了几个青年朋友，时间久了，相互间不免要纵论时事，漫说中外。1958年，中国大地上又出现了一场极大的折腾，“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天等于二十年”、砍尽树木大炼钢铁等浮夸风弥漫全国。他们几个人谈论着那种“瞎指挥”的“共产风”，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多久他们又眼看着生产萧条的景象出现，物资迅速匮乏，什么也买不到，街道上排满了长队，人们因营养不良体质迅速下降，浮肿和肝炎很快地蔓延，而到处的大哄大嗡依旧。林昭和她的几个有共识的朋友们，率直地对当时那种随意性极大的左倾政策表示不满。他们又谈到庐山会议彭德怀按照组织原则如实反映了情况后而受到批判和撤职一事更觉得是非颠倒。他们怀着赤子之心表达着自己的共同看法，编了一本名为《星火》的刊物，陈述着他们的针砭时弊的文章，林昭在刊物上写了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编印未被批准的刊物，本是不合法的，但是他们纯粹为一股政治热情驱使，不顾一切地倾吐着他们的衷肠之言。他们看到了一本《南共纲领》的书，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与中国有类似之处，很值得参考借鉴，于是也写成了文章。以后他们又将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写成一篇报告，准备寄给领导机关参阅，希望对某些错误的政策有所改正。不消说，这是一种极危险的探索方式，结果他们都没有预料到，他们被以“反革命小集团”的名义被捕了。

　　这是噬脐莫及的事，然而林昭却并不后悔，她认为为了申述自己思想的目的而付出代价是不奇怪的。她在以后的日记中曾谈到这件事，她写道：“有一天傍晚，林肯驾车回家时，看见一头公猪陷于泥淖，拼命挣扎已经下沉到一半，眼看快要灭顶。林肯想下车把它救起，一低头看到自己穿的是一套仅有的整齐衣服，不免迟疑，便匆匆驾起车走了。走上半里，耳边似乎一直听到那头猪在呼叫，终于还是调车回头找那泥淖。林肯费了九牛之力，几乎成了泥人，终于把那头猪救了上来。事后人们虽称赏他的行为，但都认为这样做不值得。林肯说：‘我不是为那头猪，我为自己的良心。’”亚伯拉罕·林肯一句短短的话，终于成为林昭信守的良知。她为对得住自己的良心而甘愿付出一切。这一次，她由一个“右派”劳教分子升级到了“现行反革命罪犯。”

狱中八年

姐姐是在1960年10月被逮捕入狱的，先拘留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度音讯全无。母亲千方百计想得到一些她的消息，多方奔走仍毫无结果。一年多后，她转到静安分局关押，才有信出来，说可以送一些钱和她所要的东西进去，但是要见面就很困难。母亲每次送物回来，总是很沮丧，因为知道了姐姐在里面“表现”很坏。姐姐每次来信，总是要白被单，我们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到后来才知道，送去的白被单她都撕成条条用来写血书。

　　姐姐在1962年被准许保外就医。她回家后，讲了一些在看守所和监狱里的情况，她对有些看守人员深恶痛绝，尤其是在一所时，有一个女狱警非常残忍，姐姐称她为“不中用的警犬”，姐姐经常针锋相对地对她对犯人生活上非人道的虐待进行指责，姐姐有时整天大呼“犯人也要吃饱饭”等等，直到呼叫到声嘶力竭，然后她就开始绝食。至一二天后他们将她送往监狱医院去吊盐水针。

　　在一所时，大都是所谓“政治犯”，所以都一一单独囚禁。开始林昭的斗争影响还不大，由于她的“不安分”，个别狱警对她恨之入骨。姐姐常在他们当班时高唱革命歌曲，大声要求给囚犯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合理待遇，如果他们不理，她会整夜敲打狱门。

　　在判刑后，有一度她关到提篮桥监狱。她仍单独囚禁，但比之一所与其他人的隔离情况似有改善。有一次狱中伙食忽然少了，也根本没有所谓二周一次的“改善生活”，她就发动其他人拒绝用餐，并带头喊口号，跟她喊口号的并不太多，于是她立即引吭高唱《国际歌》，这一下所有的犯人都高声附和，狱中仿佛沸腾起来了。后来当局立即以绝食为借口将姐姐送进监狱医院。

　　姐姐第一次被送进医院时，对主治大夫就大骂了一通：“哎，你这位医生，是救人的还是杀人的?像你这种人会有人道主义吗?你不要碰我!”这回第二次进来，她对主治大夫的看法渐渐改变了，大夫对姐姐轻轻地说：“请你安静些，在这里多住几天，这里毕竟是医院。”说完就悄悄地走了，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以后他总是暗中设法在一定范围内照顾她，尽量地给予方便。林昭的名字从一所到静安分局监狱都是赫赫有名的，监狱中的人都知道。在分局监狱中，还有一位狱警老人，对林昭也非常好，起先她还同他闹，他等她发作完后一面摇头一面说：“你何必生这么大气呢?留些精神吧，已经够你受了。”林昭遇到医生和这位老人时，少受不少痛苦。

　　面对对自己施行虐待的狱官，她自然是冷眉怒对，她除了放声大骂外，还割开血管写血书，例如她在一首诗《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中写道：

　　向你们，

　　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

　　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

　　她经常以血书抒发胸中之怒火。另一首用血写的诗中写道：

　　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洗吧!

　　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

　　谁能抹得去?

　　姐姐一度保外治疗时，我们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多的白被单，她支吾其辞。当我们看到她手腕部血迹斑驳的伤痕时，母亲立即把她衣袖拉起来，手臂上也全是小的切口疤痕。母亲当时放声大哭：“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

　　林昭在狱中以呼口号、写血书、蔑视法庭来表达良心的抗议，她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这就出现了她在狱中的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狱警们一再警告她：“我不制服你这黄毛丫头我们就不相信!”林昭在日记中写道：“原来你们还有一条黄毛丫头必须制服的条例，那也好，黄毛丫头除了奉陪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狱方确实小看了黄毛丫头。于是批判的武器改为武器的批判。林昭写道：“这么地，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就开始了。而这事情也跑不了两种可能……(以下字迹模糊不清)非刑虐待光是以镣铐，人们不知玩了多少花样。一副反铐，两副反铐，不行，时而交叉等等，至今臂肘之上，伤痛犹在。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性的在我绝食之中，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之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镣铐，从未为我减轻些，譬如暂时除去一副。天哪，天哪，这是真正的地狱，人间何世?”

　　姐姐在提篮桥监狱时，有一次母亲和我曾去探监，经过一道道戒备森严的大门，警卫都以奇特的眼光打量着我们。最后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内见到了她，她步伐缓慢地走出来，身体十分虚弱，只有眼神炯炯有光。当时公安局希望母亲能说服她坦白认错，他们也就借此下台。母亲对姐姐说得口干舌焦，姐姐什么都听不进去，什么都不接受。她对母亲说：“你怎么这样天真，他们是不会放我过门的，我一定会死在他们手中。”母亲说：“你可以不让自己死在他们手中，眼光放得远些。”“这是不可能的!”姐姐斩钉截铁地回答。母亲又气又急，提高了声音说：“苹男(姐姐的小名)，你脑子放清楚一些，你死后谁也不会追认你为烈士的，你死在沟壑中，无声无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给我们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母亲还未说完，姐姐毫不犹豫地接着说：“那也只能对你们不起了，我为真理不惜任何代价!”

　　1968年4月，林昭终于从有期徒刑二十年加判死刑，立即执行。她在接到判决书时，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我家在1968年4月30日付了子弹费以后，不久母亲的朋友朱太太来电话叫我们到她家里去一次。我去后发觉她家里气氛沉重而又异常。她先问我有无姐姐的消息，姐姐在执刑前有几个月他们没有她的音讯。我就把付子弹费的情况告诉了朱太太，她听后立即脸色灰白，沉痛地说：“这是真的了。”在我追问下，她告诉我，她的大儿子祥祥每周二次在龙华飞机场勤工俭学，4月29日由同学送回家时已面无人色，神情呆滞，半晌讲不出话来。朱太太追问发生了什么事，那同学说：“我们今天在龙华看到枪毙人，是个女的，祥祥看了立即变色，说是认识她的。”等那同学走后，祥祥突然哭了起来，说：“大姐姐被杀害了!”因为他的精神受到了打击，先要他休息。到第二天朱太太向他问个究竟，祥祥说他们一帮勤工俭学的在机场内做些杂务工，每天下午三时左右结束。那天结束后，在机场内多玩了一会儿。到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有两辆军用小吉普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接着由两个武装人员架出一反手绑架的女子，女子的口中似乎塞着东西。他们向她腰后踢了一脚，她就跪倒了。那时走出另外两个武装人员对准她开了一枪，当她倒下后又慢慢地强行爬起来，于是他们又向她开了两枪，看她躺下不再动弹时，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快疾驰而去。祥祥说，他当时几乎叫出大姐姐来。朱太太再三追问他是否会看错，祥祥说绝对不会错，大姐姐有她的特点，只是更瘦了。身上穿的像是医院里的衣服。我听完后，我只说最好你们暂时不要告诉我母亲，她可能受不了。

　　在回家的归途中，我脑海里浮起的只是这一幕血淋淋的惨相，龙华、四月、自由、五分钱子弹费、母亲的泪……

　　过了几天，有人转告我，同狱一犯人在一次公审大会上看到审判林昭的经过。林昭是被拉到台上的，因为林昭在狱中无人不晓，犯人们见到她出来都呆住了。林昭被带出来时，她的口中塞了橡皮塞子，这种塞子能随着张口的程度大小而伸缩，专防囚犯喊口号用的，因此她越想张口，塞子就越大，整个面颊都会鼓满起来。另外还可依稀看到她颈部的塑料绳子，这是用来扣紧喉管，防止发声的。这些都是监狱对特别“危险”的囚犯的处理办法，不过双管齐下尚属罕见。林昭的脸发红发青，她眼中燃烧着怒火，许多人看了都感到十分难过。

　　按照常规，狱中公审大会开始时，只要囚犯一押上台，下面犯人们便要大声呼喊口号，但是那天审林昭时竟寂静无声。主持人立即大怒，吼道：“你们这些囚犯都死了吗?”然后就领头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口号，而和者却并不很“热烈”。转告我的那位讲得十分详尽，我听了却无法表达我的感情，只觉得一股寒冷而逼人的气流注入我的心胸。

　　林昭执刑后几天，我们收到通知去提篮桥监狱取遗物，我陪着神志恍惚的母亲一起去了。在门房递上通知单，所有里面的警卫都又以奇特的眼神看着我们。母亲很哀伤，抽噎不止，我的面部一点表情也没有。这次取得包裹一只，内有棉袄一卷已完全拆碎检查过，血迹斑驳的被单若干和不少白布条上模糊的血书，还有几件衣服。我们反复寻查所谓遗物，难觅片纸只字或林昭在狱中多年的别的留存。

　　姐姐早在60年代初就说过“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她的被评反、恢复名誉正是20年以后的事，如今又将过去了近20年，林昭的故事才得到一些公开的昭示，我坚定地相信，林昭的人格是永恒的。

　　1998年11月写于美国巴尔的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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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情节的爱情故事
——回忆林昭
青岛大学 物理系 谭天荣


一
在林昭诗一般的生命旅程中，我有幸和她同过一小段路。或许，这段往事算得上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可惜今天我已经处于半失忆状态，虽然竭尽全力，也只能写出这篇贫乏的回忆。如果它有助于读者从另一角度认识林昭，我就心满意足了。

二
在1954年秋天的一次舞会（好象就是为欢迎54年入学的同学而开的“迎新舞会”）上，我认识了林昭。对于她，我当时并没有留下多深的印象，以后再有舞会时我偶尔也邀她跳舞，路上遇见时也点点头，甚至也说上三言两语。她怎么看我这个不修边幅的湖南伢子我不知道；在我看来，像她那样的上海富家小姐“非我同类也”。在那次舞会以后，她那个班的另外几个女孩我倒是至今还记得，例如，其中有一个是我的湖南老乡。

在1956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俩在北大的南校门偶然相遇，她问我：“出去一块走走好吗？”那时，功课忙得我不可开交，物理系的学习安排本来就没有给人留下谈情说爱的时间，何况那时正赶上“向科学进军”哩。但是，鬼使神差，我只犹豫了一秒钟，就说：“好！”

她领我走到圆明园，我们边走边谈。她问我有什么爱好。我实言相告，功课压得透不过气，除跳舞以外，什么爱好也没有了，但我小时候爱看小说。以后的谈话怎么进行，现在已经忘了。我只记得她谈到她读过一些什么“笔记”，看来她读得确实不少，以致以后我只要提到某种社会现象，她都能在她读过的笔记上举出一两个例子来。中午，她请我到一个饭馆吃饭，这次一起吃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点菜的语气：“要一个炒腰花。”在食堂里，女同学通常都是这样说的，而男同学通常省去了这里的“要”字。女同学们点菜时，有时也在我身边，但我总感觉很遥远，只有这一次，我才感到一位十足的女性确实在我身边。

以后我们还是难得见一面，我是因为功课太忙，她也总是来去匆匆，似乎还有别的约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过几次长谈。我的过去很贫乏，她却有过某些经历，谈起各自的往事，以她为主。她似乎能背诵整部《红楼梦》，我也看过《水浒传》的各种版本，谈起中国的经典名著，似乎旗鼓相当。后来谈到哲学，我就成了梅兰芳了。

林昭经常谈起她在进北大以前和她在北大时的某些事情，但我现在只记得一些琐碎的片段。林昭说，她的妈妈极为能干，她的弟弟聪明绝顶，她还有一个妹妹，很注意打扮。有一次，她给我看一封她弟弟的来信，上面有她妹妹的批语。她弟弟说，“姐姐有了稿费，别忘了给弟弟一点。”她妹妹对此的批语是“无耻之尤”，后面还署名“妞”。林昭说，“家里确实困难，但妈妈对弟弟也太严了。”

林昭说她很喜欢猫，她家里的人有时也称她为猫，她说有一次她把她弟弟惹急了，她弟弟冲着她狠狠地说：“杀猫吃猫肉！”林昭说她曾经有一个小名叫“苹苹”，她很喜欢这个“苹”字，南方人往往分不清“苹”和“颦”两个音，她似乎对“苹”、“萍”、“颦”、“蘋”等字都有好感。

林昭说她原名彭令昭，“林昭”是她的笔名，还说“林”与“令”谐音。我说，“这两个字不同声，音也不同。”她皱了皱眉说：“你比北方人还要北方人。”

林昭很喜欢《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每当别人叫她“林姑娘”，她都甜丝丝的。她还说，她班有一位姓薛的女同学，但这位同学却很不高兴别人叫她“薛姑娘”。看来，这些女孩子看《红楼梦》看迷了。

林昭经常说起《红楼梦》的一些细节，例如，有一次谈到黛玉把一杯喝了一半的酒递给宝玉，宝玉的祖母看不惯，借说书人的段子数落黛玉。

有一次谈到《水浒传》时，我说：

“只有宋江能当梁山的寨主，王伦自然不行，晁盖也未必行，武松、鲁志深、石秀能服晁盖，卢俊义、关胜、呼延灼就未必了。宋江能治理梁山众英雄，不是因为他的武艺，也不是因为他的谋略，而是他那以柔克刚的攻心法。梁山好汉们被招安后受到凌辱，众将都想重回梁山，只有宋江一个人反对。这时宋江说：‘你们要反，就先杀了我，要不，我自行了断，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大家都不敢再说什么了。”

林昭点头微笑，似乎很欣赏。从这一天起，我叫她“姐姐”，她叫我“小弟”。

三
1956年的秋天，我正在如饥如渴地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有一次我对林昭说，在自然科学领域，关键在于掌握辩证法，而现在，唯物与唯心的对立强调得有些过分了。林昭告诉我，在英语中，“唯心主义”与“理想主义”是同一个字。她对唯物与唯心的对立似乎是从这一字面上的意思理解的。她说：唯心主义者往往更看重精神，也更心软。对此，我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我问她怎么理解辩证法，看得出她读过《联共党史》，她的回答可以通过政治课的考试。我又问：“你不是很会举例吗？能不能举一个用辩证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例子。”

她微笑地说：“你能举例子，是吗？”

我说：“昨天我从《自然辩证法》读到一个例子：恩格斯说，在历史上，对立的运动在先进民族的一切存亡危机的时代表现得特别显著。在这个时候，一个民族只能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非此即彼！’1851年，法国资产阶级就走到了他们意料不到的岔路口：或者是帝制复辟和一群流氓对法国的剥削，或者是‘社会民主共和国’，结果是他们俯伏在这群流氓面前，以便在他们的庇护下继续剥削工人。恩格斯这里说的是拿破仑的侄儿路易波拿巴通过政变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历史事件，马克思曾经为此写了他的经典名著《路易波拿巴政变记》。”

林昭皱了皱眉头：“在我的印象里，‘非此即彼’是一种反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无论什么事，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没有中间状态。照你这么说，‘非此即彼’倒是辩证法的一个特征了。”

我说：“恩格斯也说过：除了‘非此即彼’，辩证法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互相过渡。但是，恩格斯在这里说的不是思想方法，而是历史进程。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当一个社会面临‘非此即彼’的岔路口时，事变的结局往往取决于微小的偶然因素，这种微小的偶然因素甚至可能是某一当事人的‘一念之差’。”

“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说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吗？照你这么说，‘伟大人物’能改变历史的方向了。”

“我没有见过马克思或恩格斯在什么地方把‘人民群众’和‘伟大人物’对立起来。但我倒是常常听说，历史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吗？”

“是的，恩格斯说过：‘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

“这不是矛盾吗？既然某一伟大人物的一念之差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历史进程还有什么规律可言呢？”

“问题就在这里，辩证法不是研究矛盾的吗？我对‘正与负’‘阴电与阴电’等抽象的矛盾没有兴趣，只有刚才的我们说的那种问题才引起我的思考。”

“你解决了这一问题吗？”

“是的。”

在林昭和我的谈话中，大部分时间是她说我听，我喜欢她说的内容，更喜欢她那新闻报道式的简捷的叙述方式，还有她那悦耳的口音，那是苏州方言与普通话的一种奇特的结合。我说话的时间不多，她似乎也喜欢听我说话，至于我说的内容，倒未必给她留下多深的印象。她的话题源源不断，很少接我的话茬。这次我说的关于“伟大人物的一念之差能改变历史进程”和“历史进程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在下次谈话时她并没有提起，这一问题搁置一段时间我才继续说下去。

四

有一天，林昭在谈起另一个问题时说：

“我听人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还是收起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吧！人们总爱把一些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的话或偶尔说过一次两次的话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说是什么‘试金石’、‘分水岭’等等，另一方面又有意或无意地‘忘记’他们反复说过的话。例如，马克思常说，镇压了某次革命的人，成了这次革命的遗嘱的执行人。这句话人们就噤若寒蝉了。”

“这句话很重要吗？”

“重要极了。马克思是说，反革命的领袖和政党不论怎样仇视革命，一旦执政，就不得不执行革命的遗嘱。”

“马克思给出了例子吗？”

“例子很多，上次说的1851年法国的帝制复辟就是其中的一个。从1848年建立的共和国到帝制复辟，诚然是历史的大倒退。但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建立的帝国并不是一个古代的帝国，它有许多现代化的特征，这是历史学家称为‘拿破仑主义’的国家形式。帝国的建立彻底镇压了1848 年的革命。但是，其结果不仅是一群流氓对法国的剥削，而且使得法国的工业大大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在1848年革命以前路易-菲力浦那种狭隘而怯懦的制度下，在单只有大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独占统治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1848年的法国革命的任务乃是把当时法国的生产力从路易-菲力浦政权死乞白赖要保持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路易波拿巴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做到了这一点。在这种意义下，它执行了1848年革命的遗嘱。”

“这好象是一种高深莫测的玄学理论，人们为什么要噤若寒蝉呢？”

“因为它不合人们的口味。列宁说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政权，就失去一切。这可与马克思的学说大相径庭。马克思曾说：‘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这里有矛盾吗？”

“有！例如，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如果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在俄国成熟，即使共产党人夺取了政权，在俄国也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而按照列宁的意见，不论俄国的生产力多么落后，只要共产党人夺取了政权，就能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

“正是这种意见分歧使得人们对马克思的玄学理论‘噤若寒蝉’吗？”

“不仅如此。马克思这句话的另一方面就是：如果新的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那么，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不论怎样向往革命，一旦执政，就不得不执行被他们镇压了的反革命的遗嘱。”

“这就更玄了，你能举一个例子吗？”

“如果1848年的革命的结局不是帝制复辟，而是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民主共和国’，结果会怎么样呢？为了建立了‘社会民主共和国’，就得镇压以路易波拿巴为首的要求复辟帝制的反革命党人。但是，马克思已经指出，法兰西第二帝国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

“马克思这样说过吗？复辟帝制的反革命党人建立的王朝是人民群众的王朝。”

“说过，我这里逐字逐句是马克思的原话。”

“这么说，你能背诵马克思的著作。”

“就像你能背诵《红楼梦》一样。”

“好吧，波拿巴王朝是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那又怎么样？”

“法国人民群众是小农，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利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如果1848年革命的结果不是帝制复辟，而是建立了‘社会民主共和国’，那么，建国的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自然而然地成了小农的代表，成了法国的人民群众的代表。换句话说，自然而然地成了人民群众的主宰，成了高高站在人民群众上面的权威。这样，‘社会民主共和国’将和第二帝国一样有了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于是，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镇压了反革命以后，就执行了它的遗嘱复辟帝制，诚然，那是一种变形了的帝制，以人民群众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帝制。”

“你说的马克思主义真是闻所未闻。”

五
又过了一段时间，林昭再次谈起“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问题，她说：“我听说普列汉诺夫写过一本《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其中就说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普列汉诺夫是一个卓越的学者，但他并没有得到马克思的真传。”

“怎见得？”

“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书中，普列汉诺夫引用了法国诗人圣博甫对法国复辟时代的‘宿命论’历史学派的如下质疑：‘假若米拉波因偶患寒热病死去，假若罗伯斯比尔忽然被偶然掉下来的一块砖头打死或因患中风病死了，假若拿破仑中弹殒命了，那么事变的进程难道不会有所变更吗？难道你们敢于断定说事变的结局仍然是那样的吗？当我所假定的种种偶然事件充分具备时，事变的结局就会与你们所认为不可避免的那种结局完全相反。’”

“普列汉诺夫怎么回答呢？”

“他说，圣博甫以为他所指的那种细小暧昧的原因完全具备时，法国革命将会有与我们所知道的结局相反的结局。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不管心理上、生理上的细小原因结合得怎样奇巧，它们也决不会消除引起法国革命的种种巨大社会需要；当这些需要尚未得到满足时，法国的革命运动是不会停止的。为了使法国的革命运动能有一种与当时实际结局相反的结局，就必须用相反的需要来代替这些需要；但这当然是任何一种细小原因的凑合也办不到的。”

“他说得对吗？”

“不对，关键是对‘相反的结局’的含义的理解。我们看到，对于1848年的法国革命，‘复辟帝制’与‘建立社会民主共和国’是两种相反的结局，在这种意义下，1851年法国面临‘非此即彼’的岔路口。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结局，都将在一定时期内解放生产力，另一方面，都将为此付出重大的代价：接受一个权力不受限制的政府。一言以蔽之，无论是哪一种结局，都将建立一个拿破仑主义的法国。在这种意义下，‘偶然的原因’又不可能导致相反的结局。”

“你是说，在历史上，‘偶然的原因’可能导致相反的结局，又不可能导致相反的结局！难道这就是辩证法？”

“对！一般地说，在‘非此即彼’的历史时刻，‘偶然的原因’可能导致两种相反的‘政治的结局’，但不可能改变‘经济的必然性’。圣博甫说历史事变会因为偶然的原因而导致完全相反的结局，乃是指政治的结局相反。而普列汉诺夫的反驳说的是‘偶然的原因’不能改变经济的必然性。完全答非所问。”

“你认为你比普列汉诺夫更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吗？”

“不能那么说，好比砍倒一棵树，要砍一百斧头，普列汉诺夫已经砍了九十九斧，我砍了最后一斧。”

“那么，列宁呢？他有没有得到马克思的真传？”

“他比普列汉诺夫差远了。”

“是吗？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要得到马克思的真传，《资本论》总不能不看吧！”

“难道列宁没有看《资本论》吗？”

“他看过没看过无关紧要，但他肯定看不懂。”

“怎见得？”

“《资本论》的开头，马克思提出问题：一个商品有各式各样的交换价值，在这些不
同的交换价值中有没有共同的东西呢？或者说，当一个商品的某一交换价值转换为另一种交换价值时，有没有什么东西保持不变呢？用一个哲学的名词来表述，就是在商品的交换价值中有没有‘实体’，即‘变异中的不变者’？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有，这个实体就是制造这个商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它就是该商品的‘价值’。”

“我听说过。”

“如果有人有奇特的读书习惯，更愿意把《资本论》倒过来读，那么他遇到的第一个

问题就是马克思对地租的论述：‘地租实体是农业利润与平均利润的差额。’可见，马克思的论述从头到尾离不开‘实体’这一范畴。”

“那又怎么样？”

“而列宁却说，‘实体’就是‘物质’，教授们故意把‘物质’说成‘实体’，只是为了炫耀自己‘非同小可’。果真如此，马克思就该把‘价值实体’改成‘价值物质’，把‘地租实体’改成‘地租物质’，否则马克思就成了‘教授’，而且是在炫耀自己‘非同小可’了。不能怀疑列宁读过《资本论》，但天知道他是怎么读的。”

“一个用语就那么重要吗？或许，列宁没有注意马克思这一用语，但还是掌握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精神实质。”

“不可能！列宁说‘实体’就是‘物质’不是偶然的疏忽。他写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有一章专门讲物理学，其中说：辩证法不承认任何不变的东西，因此，在物质形态的变易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保持不变，‘质量’当然也可能改变。实际上，质量守恒定律是物理学的一块基石，这个定律不成立，整个物理学的大厦就会立刻倒塌。可列宁却说‘质量守恒定律也可以不成立’，只有对物理学一无所知的人才会满不在乎地说这种外行话。”

“……”

“由此可见，列宁一般地否认‘变异中的不变者’，从而一般地否认‘实体’。而马克思的整个《资本论》就是在阐述经济领域各种现象中的‘实体’，你说列宁能看得懂《资本论》吗？”

“……”

“你不是也读过列宁的书吗，有什么感觉？”

“我读《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导言》时，感到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文学的美。列宁的著作似乎是另一种风格。”

“我是学数理科学的，对列宁著作中的逻辑混乱、空洞、自相矛盾特别敏感。”

“什么逻辑混乱？”

“比方说，他反驳考茨基‘下层专政导致马刀专政’的论点时说：某时某地有马刀专政，却不曾有过下层专政。他认为自己这样就把考茨基驳得‘体无完肤’了。”

“这里有逻辑混乱吗？”

“有，考茨基是说‘下层专政会导致马刀专政。’而列宁所反驳的命题则是‘只有下
层专政才会导致马刀专政’。前一个命题是说，‘下层专政是马刀专政充分条件’，后一个命题却是说，‘下层专政是马刀专政必要条件’。列宁不自觉地修改了考茨基的命题然后加以驳斥，这不是一种狡猾的诡辩伎俩，可怜的列宁确实分不清‘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如果列宁是为得到某一学位写一篇论文，人们不妨对这种稚嫩的错误报以宽容的一笑。但他却是在论战，逻辑混乱再加上嬉笑怒骂，冷嘲热讽，读起来真是‘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考茨基的“下层专政导致马刀专政”的论点对吗？”

“很不幸，我读不到考茨基的原著，不能断定这个论点对还是错。但列宁的问题不在于他的某一论点对还是错。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

林昭似乎十分震惊，沉默了好一会才说：

“托尔斯泰曾说，一个人好比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是分子，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分母。你的分母似乎太大了，你就不能谦逊一点吗？”

“‘谦逊’是我最反感的一个用语。”

“为什么？”

“你刚才说到托尔斯泰的一个分数，我们不妨把这个分数称为‘托尔斯泰系数’。许多人倒是很谦逊，开口闭口‘鄙人才疏学浅’，实际上他们的托尔斯泰系数恐怕比我的还要小。”

“他们也像你一样说别人不学无术吗？”

“……”

六
林昭喜欢喝酒，高兴时喝上一杯，难受时也喝上一杯。我说列宁不学无术似乎使她感到不快。下一次谈话时她喝了一点酒，借着酒兴对我说：“我很佩服你的才能，可就不知道你有几分真才实学，几分言过其实。”

“难道你心里没数？”

“我周围都是才气横溢的人，无一例外，但都是学文的，你是我的第一个理科的朋友。”

“我们班有一位同学，他对文科的人特别反感。如果他骂人，当他骂什么都不解恨时就说：‘你简直是文科的！’”

林昭莞尔一笑，说：“这位同学就是你吧。”

“才不是哩！另有其人，他病了，现在正在住院。”

“该！”

“我对文科并不反感，读高中时我就特别喜欢文学和历史，甚至打算考中文系或历史
系哩。”

“还有，小时候就爱看小说。”

“对！我看的第一本小说是‘说唐’。你看过‘说唐’吗？”

“看过。”

“‘说唐’中有一个少年英雄，叫罗成，他父亲叫罗艺。对吗？”

“对。”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罗成是儿子，罗艺是父亲。’对吗？”

“……”

“这里有两个命题：一个是‘罗成是儿子’，另一个是‘罗艺是父亲。’这两个命题只有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才成立，如果把其中的一个孤立起来，就没有意义了。对吗？”

“……”

“就说罗成吧，他不仅是罗艺的儿子，而且还是罗通的父亲。因此，要问罗成到底是儿子还是父亲，先得指定是对谁而言，如果不指定，我就只好说：‘罗成既是儿子，又是父亲。’对吗？”

“……”

“设想在一个孤岛上住着渔民两父子。儿子从没有离开过小岛。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结论：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父亲，他们每天出海打鱼；另一种人是儿子，他们在家作饭补网。……”

“比喻并不骗人，但骗人的人常打比喻。”

“这不是比喻，是例子。”

“那就应该说：‘例子并不骗人，但骗人的人常举例。’”

“应该补充一句：‘谁举例多谁骗人，谁举例少谁被骗。’”

林昭笑了，她似乎很少笑得这么开心。

“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孤岛上住着渔民两父子。”

“对啦！如果你对这个孤岛上的男孩说，一个人既是儿子又是父亲，他肯定无法理解。但我们也有类似的困惑。例如恩格斯说过：‘一件事情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我们就很难理解。”

“我听说过这一类的话，但好象与我无关。”

“你习惯形象思维，而我习惯逻辑思维。”

“一件事情怎么能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呢？你举一个例子吧。”

“你不怕受骗？”

“不怕。”

“好吧，还是以1851年波拿巴政变为例。当时法国正处在‘非此即彼’的岔路口，或者是复辟帝制，或者是建立‘社会民主共和国’。无论是哪一种结局，归根结底都将建立一个拿破仑主义的法国。在这种意义下，法国那时经历一个拿破仑主义的历史阶段是必然的，但恰好通过复辟帝制来实现拿破仑主义则是偶然的。”

“好象是这样。我听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必然的东西是由偶然性构成的，而偶然的东西里面则隐藏着必然性。”

“对！很多人都这样理解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对立，不能说他们理解错了，但恩格斯说的远不止这些。”

“还有什么？”

“还是回到1848年的法国革命的结局吧。说通过复辟帝制来实现拿破仑主义则是偶然的，是从经济的必然性的角度来看的。可是，如果我们从法国当时的政治局势的演进考察当时复辟帝制的进程，又会得出结论：1848年的革命以帝制复辟为结局是必然的，但恰好是由路易波拿巴这位冒险家当上皇帝，则是偶然的。”

“于是你就说，法国当时复辟帝制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

“对！如果有一位历史学家，专门研究路易波拿巴的生平和与他有关的各种历史事件，他又会得出结论：1851年法国帝制复辟时，皇帝的宝座非路易波拿巴莫属。”

“于是你又说，法国当时恰好由路易波拿巴当皇帝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

“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有一篇谈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文章，其中说到必然性是分“等级”的。你看，法国在上世纪中叶要经历一个拿破仑主义的历史阶段是必然的；这个历史阶段通过帝制复辟来实现也是必然的；恰好由路易波拿巴来当皇帝还是必然的。但是，这些必然性并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它们从高到低形成必然性的三个等级。相对于较高一级的必然性，较低一级的必然性就成了偶然性。由此得出结论，偶然性是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个事件的属性。”

“那么必然性呢？必然性是不是也是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

“必然性是一个复杂得多的范畴，只有在它与偶然性的相对立时，才是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

“玄之又玄，深不可测！”

“好吧，我们就从与偶然性的相对立的角度理解必然性。这样，必然性和偶然性是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个事件的属性。就像父亲与儿子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个人的属性一样。”

“我好象有点明白了。”

“孤岛上的男孩不理解‘一个人既是父亲又是儿子’，是因为他以为父亲与儿子是一个人的属性。同样，我们不理解一件事情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也是因为我们把必然性与偶然性当作一件事情的属性了。这个男孩的片面性很容易克服。当他走出小岛，见过更多的世面，就会知道事情的真相。可是对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片面理解，就并不那么容易克服了。你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吗？”

“读过，怎么样？”

“他就说，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必然的，有些事情是偶然的，这就像那个孤岛上的男孩说‘有些人是父亲有些人是儿子’一样，把某一‘关系’当作‘属性’了。艾思奇比那个男孩也高明不了多少。”

“你真是目空一切，艾思奇怎么得罪你啦。”

“对事不对人，你的偶像艾思奇一切都好，只有一个小小的缺点不懂哲学。”

“……”

我很想缓解一下林昭对我的不满，但并不成功。

七
不久以后，林昭问我：

“你们物理系不是学习负担很重吗？你怎么有时间读那么多经典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的中心点是辩证法。不掌握辩证法，读多少遍也不得要领，掌握了辩证法，读起来就能过目不忘。我认为自己掌握了辩证法。其实，我并没有用很多时间读经典著作，读的经典著作也不多。但我相信自己读一点，就懂了一点。”

“你是怎么掌握辩证法的呢？”

“通过物理学的发现。”

“你在物理学上有新发现吗？”

“有！”

我等着林昭嘲笑我，但她没有。她的眼睛突然变得阴暗而抑郁，似乎从心的深处涌现出一种难言的悲哀。过了一会，她问我：“你有没有过这种感受，痛苦在身体里翻滚，似乎只要割开一个口子，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

“我相信你将来一定能名扬天下，大有作为。我想那时你的妻子不会是我，我只希望你别忘了我这个姐姐。”

“……”

这次谈话的时间是1957年的春天，仿佛是命定的五月十九日正在大踏步迎面而来。现在想起来，林昭似乎预感到大难将至。五月十九日以后，我俩同时被卷入狂潮，处在风口浪尖上，甚至连见面点头的机会都很少。直到反右运动晚期，我俩都被划成为右派，都被孤立，才重新开始约会。记得在一次舞会上，我俩默默无言，相拥跳舞直到曲终人散。

那以后又发生了种种事情，往事不堪回首。幸运的是，记忆已经模糊，而且，用诗人
的话来说，“心的深处，没兴激起回忆的漪纹。”然而，我还记得我和林昭的如下对话。我对林昭说：

“你知道，在鸣放时，我并没有说出我的全部观点。对人们所敬的神，我也没有少烧香。如果说还有些不敬之处，也不过是对列宁略有微辞，而且也仅限于在学术范围之内；甚至连斯大林我也尽量为他辩护。凡是我自己认为对党对社会主义可能不利的话，我一句也没有说过。早知道落下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虚名，不如早打正经主意。”

林昭对自己在鸣放中的表现似乎很满意。她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以后，我妈妈用惊奇和欣赏的眼睛端详我，好象说：‘什么时候你变得这样成熟了。’我现在才真正知道‘右派’这一桂冠的份量。无论如何，这一个回合我是输了，但这不算完。‘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事情就是这样颠三倒四：我从小看《水浒传》，却用《红楼梦》中的词句来为自己作结论；林昭似乎整天沉浸在《红楼梦》的虚幻世界里，却用《水浒传》中的文字来表现自己的抱负。我这个七尺须眉，在反思自己或许是最辉煌时期的所作所为时，竟联想到某个苦命丫鬟临终时的哀诉；而在同一时刻，大家闺秀林昭却在 吟一位山大王的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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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明心语——忆林昭
张 玲 

     在校门口注册完毕,走进临时分配给我的斋、室，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你。两条南式辫子吊在耳际，浅灰蓝色工装裤裁剪合身，白衬衣、体质弱，瘦长脸上一对南人那种灵秀的眼镜含着笑。没有怎么寒暄介绍，你我已相处自在。你是“调干生”，比我年长几岁，叫我“小鬼”。分班后，你我不同小班，也不再同室，但并未妨碍彼此过从。
 
　　两个月后，在北京市应届高中毕业生大会上，我曾代表毕业生献辞，朗诵自写的毕业诗，进北大后，负责诗社的学长们很快就登门相邀，于是入了诗社，开始在校刊和一些油印刊物上发些校园诗文。忘记是怎样一种机缘，我知道你也爱诗。我们唱和应答，一起颂赞大学新生活，编织青春之梦。 
 
　　天空又深又蓝，
　　银河又长又宽，
　　住在家里的时候，
 
　　从来没有这样好的夜晚。
　　
　　明亮的灯火装点着黑暗，
 
　　歌声笑声洋溢在空间，
　　校园里的夜晚，
　　使人忘掉睡眠。
　　
　　独自坐在小院里的时候，
　　空气从来没有这样新鲜，
　　和妈妈住在一起的时候，
　　我的心胸啊，从来没有这么宽。
　　 
　　诸如此类，当然都是孩子气的感受和文字。那是政治气氛浓厚的时代，有人批评我的东西，“时代气息不浓。”我欲求一改诗风，却头脑幼稚空虚，不得其法。
 
　　一天，你含笑递给我一张纸片，上书一首以娟秀字迹写下的自由体，题名《饭厅进行曲》。那时学生食堂实行“供给制”，鱼肉菜蔬之类副食分桌定量分配，馒头米饭等主食放在厅中央几个大木桶内，自由各取所需，虽然餐餐丰足，一些人却偏喜先取为快，弄得秩序混乱，很不雅观。你，温婉蕴籍而又敏捷锐利，看不惯这种做法，就写下这首诗。还记得是用反讽笔法，有“冲呀，挤呀，勇往直前，我们是饭厅勇士……”云云，颇类海涅《织工歌》口吻。我读后，感到立意新颖，但意犹未尽，就和了一首传统说唱体打油，登在了校刊上，恰正配合了学校得文明礼貌教育，系内外熟人诗友纷纷祝贺我这次小小成功，并就此鼓励我今后多写些这类富有“思想意义”的诗。其实这首诗的立意属于你；而你，却只顾笑殷殷地欣赏念诵其中那些比喻和形容。当时的我，少不更事，未懂人际，甚至至亲朋好友间，除却友爱共济，还有计较、猜忌，因此也鉴别不出，你那纤弱胸际包藏着一颗多么宽容大度的心。
 
　　正因这颗宽容大度而且爱诗的心，你常主动找我为伴。学校生活比在家时有节有律，数月间我长胖长壮了不少，于是由“小鬼”成了你的“黄油球儿”和“哥萨克”。白天课间，室友大多挤到大小图书馆、阅览室，宿舍反而成了最安静的自习所在。你常悄然而至，笑殷殷地谈诗论文，或品尝我从家中带来的花生糖煮栗子。我去你室，则多见你埋头于线装诗类经典，或抄录警句妙语，笔记阅读心得。黄昏日薄，你我循着未名湖边的湖光塔影漫步，往往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感受。稠人广众，男女同学杂处，高谈阔论之余，你我有时还要隔着大家，以改变人称，移花接木的方式，继续我俩的“私房话”。
 
　　那时候，中文系学生，大多早已熟读《红楼梦》，在开“清代小说”课和“《红楼梦》专门化”时，吴组缃、何其芳二位先生更将《红楼梦》热加温到了沸点，大家自然而然将美丽的燕园比附大观园，又将同窗女友比做荣宁府中一些女孩儿。于是，你以籍贯地近姑苏，又改彭姓为林，且大有黛玉“娇袭一身之病”和“行动如弱柳扶风”之态，而被称为“林姑娘”。起码那时，你确有几分似林黛玉，少不更事的我，曾以为那是有意摹仿，其实是因为那种诗的气质，那种外表文静阴郁，内心火热狂放的性格――这半自天成，半自你家庭不幸的身世；起码当时，你本人也喜欢并默认这个称呼，而且以你的聪慧、幽默给同班一位心直口快的同学取名史湘云，给另班一位取名傻大姐儿，对我这个家庭温馨、少不知愁的小妹，你悄声说：“你是薛宝琴。”
 
　　不管来自现实的男性眼中，林黛玉多么并非佳偶，我是初读红楼后就喜欢她，直至如今，且曾幻想，假如我是男儿，定然娶她为妻，且对之悉心呵护，主要是因为她那晶莹如冰似雪的聪明和诗意。但是五十年代是一个如火如荼的时代，崇尚健康、壮美，像你那样的纤弱、敏感、细腻，在大学校园中女生为贵之时，仍然缺少知音和追求者。然而情感也是以稀为贵，一旦萌生，却能刻骨铭心，终生不渝。你新闻专科学校时代的女友倪竞雄与你保持了长久的联系，且从上海来北大看你；校园内热情彭湃侠肝义胆的诗人张元勋，更是你最投契的文明诗友。你与他们的情谊，在日后的风雨患难中，早有见证。
 
　　大学二年级开学时，你从南方省亲度假归来，剪掉辫子，烫起头发，穿上时新的衣服，满面春风地给大家分赠带回的土仪，这又令人想起林黛玉从苏州重返贾府的情景。星期日，你特意邀我留在学校，与另外两个上海籍女同学一起，在湖边土山照相，其中两张，已成为珍贵的永久纪念。节假日进城，你也到我家做客。母亲喜欢你那份与她自己假小子女儿截然相反的文静，给你做家常菜，照你身穿的衣服样式为舍妹做新衣。面对他人的爱重，你具有快捷的感受力，将我家当作自己的家，将我父母当作你的长辈。我从东北实习归来，带回数件抚顺的煤精雕刻品，你有些故作娇憨地抢先挑选了自己最喜爱的两件。其实，你只是太喜爱精美，并非贪占任性。你母亲从上海来探望你的时候，曾特意到我家中，馈赠多少精美的江南食品，从那以后，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我从未再尝过那样可口的美味。我二十岁生日时你赠我的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明寒山赵氏刊本《玉台新咏》，亲题“上言各努力/下言长相怀/张玲二十初度。”我至今珍藏。
 
　　然而当年我是那样地混沌不开，竟没有充分领受你的这份情谊。就在我们四人星期日校园留影不久，一天下午，你在宿舍里一边哭泣一边记日记，又一边哭泣一边将日记一页页焚烧，而我竟浑然不觉，甚至认为你是有些脾气乖张，耍上海小姐的小性儿。其实，那是有人批评你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提示你“不要与单纯的小青年儿过于接近，以免对人家有不良影响”。
 
　　由于这样一些生硬、过左的干预，敏感的你又尚未做好承受的准备，因此显得脆弱；再加上情爱无所寄托（其实，怎能说你那份纯真可贵的情不是所托非人呢！）你有了明显变化。由风趣机巧变得沉默寡言，脸色更见苍白，身形更显瘦弱，明澄的双眸多了一层愁翳，嘴角平添了悲戚。你更多地独来独往，有时只身在圆明园的废墟上徘徊到深夜。但在我初次恋爱时，你还是关切地对我款语呢哝：“小鬼呀，恋人之间，气质相投是最重要的。”
 
　　然而我是那样地混沌不开，竟然没有在意你的变化，你的孤独与悲愁，还有你的劝戒！大三开始，孜孜于课业之余，你我分别忙于编辑《红楼》诗刊和校刊《未名湖》副刊，往来减少。但似有男同学说：“昨天傍晚又见到你们俩的裙子在未名湖边飘然而过。”那是什么形态，你我不得而知，但无疑，那其中有青春之美。
 
　　风浪袭来，我不识水性却胆敢弄潮，立即陷于没顶，挣扎中自身难保，却偶然瞥见你也在近处波涛间翻滚，你我无力相呼，无力相援……
 
　　十余年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竟落得那样结局！你我都以“待罪之身”踏入社会，不能告别。启身前，我回到城内家中，母亲出示你日前悄然送来的一方绣帕和一张字条，上书“此时无声胜有声”。当时的我，如此愚顽无知，竟如同交出我自己那些纯属私物的全部日记和情书一样，也交出了你的手迹。因此，随后我们的永诀，使我对你欠下了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岁月漫漫，校园的五七风浪已成“小巫”，我不再少不更事，不再浑沌不开，不再愚昧无知，也才稍懂痛惜那失不复得的一切。巨浪淘沙，时光冲却脑海中多少无价值的记忆，但永远洗刷不掉你那张字条。于无声中，我常说：那是我欠你的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也是我生平少有的欠债。

　　1999年5月1日，林昭三十二年忌辰后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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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血写的文字——初读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
钱理群

　　（一）

　　这十四万个血写的文字送到我的手中，已经很久了：我感到艰于呼吸，更无以言说。我周围的狂欢的盛典也不知举行过多少次了：我感到窒息而艰于言说。我只剩下了无词的言语。

　　但我却无法忘记林昭那凄苦的声音－－

　　“能把血流在光天化日之下众人眼目之前亦云不幸之幸矣！林昭的血都是一点点一滴滴洒在无人看见阴暗角落里的！……”

　　又是一个“暗暗的死”！

　　真的要让它“暗暗的”泯灭，在人们的记忆中永远消失吗？

　　然而，血已经流了，那就再也抹不掉了！

　　记着林昭的话：“在历史的法庭上我们将是原告”。

　　这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控告词！

　　（二）

　　每一个良知未泯的中国人，请直面林昭的《血衣题跋》－－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被移解而羁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在彼处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寸心悲愤冤苦沉痛激切，不堪追忆，不可回想，不忍言说！忆之如痴，想之欲狂，说之难尽也。呜呼！哀哉！此是何世？！我是何人？！所怀何志？！所遇何事？！天哪，天哪，尚得谓有天理，谓有国法，谓有人情，谓有公道耶？！此衣是一九六四年八月间穿上，时正在桎梏之下，又无纸笔，乃在背上血书‘天日何在？！’四字，聊当窦娥自诔。
八月下旬重某日遭女监众鸨婆榜掠，两襟‘冤枉’‘死不甘心’等字即受刑时所写。在襟并前胸淋漓血迹则是同年十一月十日图穷匕现之日誓死明志以玻璃片割裂左腕脉管所沾染。

　　一九六五年五月卅一日‘宣判’后重到上海市监狱，六月十九日初次接见至亲胞弟，见面之际，恍若隔世！旬日以后第二次接见并送入衣物，方遵慈谕恃此衣换下。自怜遭际，谁解苦心，前尘历历，永志弗忘！
　　一九六五年七月六日林昭志于上海市监狱女监三楼５３号囚室”

　

    还有林昭的眼睛－－

   “人们不只一次地说我：‘你的眼睛里有一种光，挺奇怪的，有时看起来很怕人！’
　　怕人吗？也许是罢。既然我的眼睛看见了比地狱还更悲惨、更阴森、更血腥淋漓地可怕的地狱！既然我的眼睛看见了最阴险恶毒、最荒谬可耻的罪恶谋杀！－－看见了最怨恨深重最凄怆沉痛的不幸的死亡！”

　　我们有勇气正对这双眼睛的逼视吗？

　　（三）

　　我们还要思考林昭的意义。

　　诚如林昭自己所说，她是凭“感性的直觉”去“行动”的；因此，她不同与张中晓、顾准，不是思想家型的战士，而是以道德、情操的崇高和反抗行动感召人、震撼人心的一位受难的殉道的“圣女”。

　　但这并不等于没有她的思考及思考的价值。

　　她的价值或许可以用她的自我“命名”来说明。

　　在这封带有很大的“自白”性质的《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里，她最频繁地使用的自我命名是“年青的反抗者”。在附录的《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里，曾对林昭列有“１９５７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的罪名；林昭大义凝然地批驳说，这是“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视听可谓至矣！

　　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１９５７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之良知的激励和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她昂然宣称：“‘五一九’的旗帜绝不容其颠倒！‘五一九’的传统绝不容其中伤！‘五一九’的火种绝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继续到他的最后一息”。

　　这段反驳词写在１９６４年，也即为“右派”平反的１９７９年的十五年前，在那样的时刻，林昭对“五一九运动”的旗帜与传统的坚守，不仅表现了非凡的勇气，更表现了一种坚定的信念。我们说，北京大学的“五一九”民主运动是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在中国现代民主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林昭以“年青的反抗”的姿态自觉地将“五一九”开创的事业继续下去，并因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她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五一九”民主运动的杰出
代表，“五一九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者。

　　林昭又自称“大陆青春代自由战士”。林昭身上有明显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气质，她的反抗具有鲜明的“青春代”的色彩。但更为可贵的是，她同时清醒地意识到青春激情被利用的可能性。她自己就有过这方面的深刻教训。因此，她在反抗外在的压迫的同时，更以同样非凡的勇气反省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和应负的历史责任，她说，“在严肃而沉痛的自我审判中林昭对于自己的责备那是比别人之别有用心的提问更要尖锐而严厉得不知几”。
在这个意义上，她又是一位已经清醒、觉悟了的不被利用的“青春战士”。在这一点上，林昭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因为在她同时代以及以后，就发生了红卫兵的青春激情被利用的悲剧。

　　林昭之所以能够走出青春激情被利用的危险区，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她从自己被打成“右派”、惨遭迫害的生活经验中产生了发自生命内部的信念与追求，这就是“自由”与“人权”。如果说“五一九”运动中的主要口号是“民主”与“法制”，林昭则在坚持“民主化”，特别是“政治民主化”的同时，更进一步提出了“人权”与“自由”的概念：她自称青春代“自由战士”正是表明她是以“还我人权与自由”作为自己的主要奋斗目标的，这一点在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上自然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林昭又自称“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这也很值得注意。

　　她在文章中一再表示赞同这样的观点：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整的自由”，并作了这样的发挥：“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于是，她如此提出问题：“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而结论是：“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权力去建立”，“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的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

    林昭在身受空前的暴力迫害、并以自己柔弱之躯进行拼死反抗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探讨如何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这本身即有一种特殊的感人力量与思想价值。或者如她自己所说，这是“有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一点基督精神”的；她自称“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大概也是要强调这一点。而林昭对被奴役者提出的不要“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的警告，在现代中国更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随即发生的文革中，许多因受压迫而奋起反抗的年轻“造反者”，在掌握了权力之后，都纷纷成为新的“奴隶主”；反观林昭在１９６５年也即文革前夕发出的警告，就不难看出她的思考的前瞻性。

　　林昭就这样在１９５７－－１９６６年的中国民间思想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９日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