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人谈西洋史，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另一民族继起的说法，或是某一文化崩溃，另一文化诞生的说法。汤因比（A·Toynbee）与前人不同的地方，是改用“社会”一词，代替民族或“文化”，并且补充了一点：某一社会崩溃之后，其构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会所局部保存。汤因比喜欢说，“中国社会”在佛教进入之时已经崩溃，此后不再有中国社会，而只有“远东社会”。
在实质上，中国史与西洋史不同。我们的周朝，十分灿烂，却不是昙花一现的希腊；我们的汉朝，十分雄伟，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复兴的罗马。我们中国人具有西洋人所没有的韧性，我们的朝代虽有兴亡，国势虽然有盛衰，而我们的民族自从埃及、巴比伦之时便一直屹立于东亚，不曾死亡，而且继续发展。
我们的政府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政府好的时候，是治；政府不好的时候，是乱。治久了以后，难免有乱；乱了一阵以后，由于我们这个韧性的民族“江山代有才人出”，由于我们这礼仪之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所以迟早会有非常之人，挺身而出，做成非常之事：“拨乱反治”。于是，希腊、罗马于乱了以后未能再治。而我们中国每逢“天下大乱”以后，不久便“形势大好”，一治一乱，成了中国历史的轨迹，虽则我们不可把这轨迹看得太呆板。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或其修订人毛宗岗，说出一句令人难以驳倒的话：“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等于说：“治久必乱，乱久必治。”这种话，西洋人说不出来。他们对于他们国家的未来，不可能有如此乐观的信心。
“合久必分，分就必合”这八个字，与宇宙论中“一张一弛”的大道理，颇能相通，站在严格的历史科学的立场来说，分与合至少是极可能的趋势：“合久会分，分久会合。”
至于，合久了何以不仅会分，而真的分了；以及分久了何以不仅会合，而真的合了？“人”的关系很大。位居要津的人，倘若有决心与能力，是可以挽狂澜于即倒的；倘若没有决心，又没有能力，那末，便常常把好的局面弄糟。
两汉的大一统局面，维持了四百多年；种种机构已经磨损、腐蚀，不再管用。分的趋势，确已形成，外戚宦官之轮流把持中央，剥削地方，是病征，而不是病源。
病的本身，差不多已到了无药可救的阶段。打外戚，除宦官，只是治标而已，治不了本。是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是固本培元，滋阴补阳。
西汉初年之所以蓬蓬勃勃，是由于刘邦简化了法律，减轻了赋税，因袭了秦的“三权分工”制度，加上武帝以后之征用全国各地的人才，提倡以孔子学说为中心的学术。
所谓“三权分工”，是丞相与太尉分治文武之事，御史大夫专管监察之事。这与美国的“三权分立”不同。在没有三权分立之时，这“三权分工”究竟要远优于霍光以后之权臣包揽一切了。
所谓征用全国各地人才，是下令每郡每国都保送“孝廉”，由皇帝加以选拔，留在身边训练、查看，然后再分别任用为县令、县长，于任期完满以后加以升降。最好的，能被逐渐升为中央的九卿（部长）、三公（院长）。
霍光在昭帝之时，任“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是虚衔（加官），大将军在平时没有多少兵。他掌握大权，由于替皇帝“录尚书事”。尚书原是宫内的小官，在皇帝身边管文书。霍光以宫外的大官身份，“录”起皇帝的所有的文书事务来，这就成为丞相与太尉及御史大夫之上的、皇帝之下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实上的皇帝。
三权集中于一人之手，三权分工的制度，不再存在。用浅显的话来说，霍光替皇帝代阅公文，代批公文。丞相等人的奏章，虽则是写给皇帝的；事实上皇帝一概不管，都由霍光处理。
霍光以后的的外戚，如王莽、窦宪、邓骘、阎显、梁商、梁冀、窦武、何进，都于种种不同的加官与虚衔之下，大权独揽，宦官的领袖们，有时候大权独揽，有时候几个人合伙，作“集体领导”，如单超、具瑗等“五侯”，以及赵忠与张让等十二常侍（俗称“十常侍”）。
东汉的皇帝们，在和帝以后都是短命的人。寿命比较长的桓帝，死时才三十六岁。灵帝死时，三十二岁。顺帝，三十岁。和帝自己，二十七岁。其余的，两位少帝，与质帝、冲帝、殇帝，都只是一些小孩子而已。
和、顺、桓、灵之所以短命，因为后宫的妃子太多。其他的小皇帝，有病死的，也有被毒死的，和、顺、桓、灵，留下了年轻的寡妇，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她们所能相信的，只能是自己的父亲（国丈），或哥哥、弟弟（国舅）。于是窦、邓、阎、何等几家外戚，便先后当权。
在皇太后之下的小皇帝，倘若是亲生的，则问题比较简单；倘若是“抱来的”（由别支皇族过继而来的），那就每每发生小皇帝略为长大以后，就被宦官挑拨利用，以政变的方式推倒当权的国丈或国舅，使得大权落入宦官之手。
中央的政治机构，由于不再有三权分工，一坏便全部都坏。地方官吏之推选孝廉，成为形式，真孝真廉的人竞争不过地方官吏的私人，地方官吏自己又每每都是宦官或外戚的私人。于是现任的及未来的官吏，从上到下，极大多数成为贪污分子。老百姓只能苟延残喘于如虎似狼的贪官污吏的统治之下。
东汉在经济上，本可以比西汉略好。光武帝把王莽所不曾能够解放的奴隶，逐渐地解救了。光武帝又尽量减少贵族与大官的俸禄，尽量不卷入西域各国的纠纷，军队的开销缩小，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人民可以休养生息。
可惜，由于政治的结构出了毛病，人民在赋税方面的负担，表面上比以前少，事实上比以前多。公开的负担少，暗中的负担多。所谓暗中的负担，第一是铜钱贬值。西汉从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年，一共铸造了二百八十“亿万”（所谓亿万，是十万万。二百八十亿万就是二千八百万万）。东汉的铜钱流通量多，于王莽末年的大乱以后，经过光武帝的整理，原已比西汉少得多。但是，和帝以后的当权之人，一方面连年打西羌、打匈奴，花钱太多；一方面又在生活上穷奢极侈，不懂得什么叫做量入为出，更不懂得什么叫做“平衡国家收支”。他们贪图铸钱的方便：用少数的铜，铸多量的钱。于是越铸越多。在顺帝的时候，中央政府一年的收入在数字上是六十万万，等于是西汉两百年所铸铜钱的总数之百分之二以上。
其他的暗中负担，是官吏的种种摊派、勒索，包括老百姓不敢不送上去的贿赂。
官吏的生活费与娱乐费，都是取之于老百姓的，却不替老百姓做事。水利的工程，让它荒废不修。黄河决口；别的河流也颇有泛滥的。大水之年以后，常常有大旱之年。水灾与旱灾，轮流地逼得老百姓没有日子过。天公又不作美。老天，不仅对人世间贪污横行与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视若无睹，而且助纣为虐，于水灾、旱灾以外，又加了地震、地陷、蝗虫、瘟疫。
东汉末年的人民，对洛阳的中央政府失望，对老天也失望。于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的鼓动之下，人民相信老天也在生病、将死；倘若能有另一个新的老天、新的上帝来替代这生病将死的老天，该有多好！张家三兄弟告诉他们：这苍天确是生病将死，替代这苍天的，将是黄色的天。你们人民如果能在甲子年三月初五日，头裹黄巾，便能于天崩地陷、宇宙换一纪元之时获救。结果，有三十六万左右的人，都加入了张家的黄巾组织。


二 黄巾

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是中国历史上若干次的失败的农民革命之一。
它的人数不为不多，组织不为不强，它之所以失败是由于领导人物之不学无术，既没有对于当前客观环境的正确了解，又没有对于未来的理想社会与理想政府的构想，更不曾具体或培育军事的与政治的干部人才。
作为黄巾徒众之大头目的张角，及两位弟弟张宝、张梁，懂得的只是以画符念咒、喷水治病的魔术或催眠术，用来广收信徒，借以推倒汉朝及其政府。汉朝的各级政府，何以会在安、顺、桓、灵诸帝之时坏到那种田地？要用什么样子的政府来替换这东汉末年的政府？老百姓所受的痛苦，除了苛捐杂税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要用什么措施来铲除当时经济上的病根？这些大问题，不是张角等人所能答得出的，也不是他们所能想得出的。
他们，正如其后若干次的农民革命的领导人物（黄巢、李自成等等），只不过是对现状十分不满而凭着一时冲动，“为革命而革命”、“先破坏了现状再说”！从开头起，他们便不想睁开眼睛，而只肯闭着眼睛在黑暗中盲动，安得不失败呢？
计划，张角不是没有。他活动了几十年，遣派大弟子八人分头到各地区活动，吸收了三十六万左右的徒众，以一万人为“一方”，有些方超过一万，有些方不到一万。每方，设一个“大帅”。这三十六万人，遍布于十二州之中的八州：位于今日河北省的冀州、幽州，位于今日山东省的青州、兖州，位于今日河南省及湖北省、湖南省的豫州、荆州，位于今日江苏省的扬州。
他竟然也吸收了皇帝身边的中常侍封諝与徐奉二人。这二人加入了他的组织，愿作内应。
他预定在甲子年光始七年（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初五日，在全国各地同时起事。徒众一概以头裹黄巾为号。
这起事日期，由于有一个姓唐名周的叛徒向汉朝政府告密，不得不提前在二月某日举行。唐周的告密，使得张角一位负责洛阳地区的大帅马元义被捕，受车裂之刑；也使得宫内宫外有一千多名徒众被捕、被杀。否则，洛阳可能在三月初五日一夜之间被马元义率领的这一支黄巾军占领。
这边，在洛阳的汉朝政府立即行文到各州各郡，尽量捉拿张角及其所有徒众；那一边，张角也十分紧张，在暗中通知各地徒众，同时举动。
举动的一天，张角在他的家乡冀州巨鹿郡，自称“天公将军”，叫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巨鹿郡的郡城，不是今日河北省的巨鹿县，而是在巨鹿县西北很远，今日宁晋县西南的地方，范晔《后汉书》与司马光《资治通鉴》，均说张宝是老二，张梁是老三。司马彪《九州春秋》与袁宏《后汉纪》，以为张宝是老三，张梁是老二）。
张角的黄巾徒众，到处攻村庄，攻市镇，遇到衙门就烧。汉朝的地方官吏敢抵抗他们的很少。原因是：他们人多。不到十天，就“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在南阳响应他的一位黄巾头目，是张曼成。在河北蠡县之南博陵的，是张牛角。张牛角战死以后，由褚飞燕继为头目，褚飞燕改姓名为张燕，不久便把部队增加到一百万人左右。此外，各地的重要分子有李大目、张丈八、陶平汉、雷公、白雀、波才，等等。
洛阳的汉朝政府，派三个中郎将到冀州、豫州，分别讨伐张角及波才等人。派往冀州的，是“北中郎将”卢植。派往豫州的，是“左中郎将”皇甫嵩与“右中郎将”朱儁。
卢植是刘备的老师，也是刘备的小同乡：生长在冀州涿郡。他以极少的兵，对张角的基本武力作战，竟然能把张角围困在今日河北省威县之东二十九里的汉朝广宗县城。灵帝派了一个姓左名丰的宦官来视察，卢植不向左丰送钱，左丰回去报告灵帝，说卢植有力量消灭张角而不肯卖力。灵帝就下了一道圣旨，把卢植逮捕，用槛车（囚笼）押解洛阳，派“东中郎将”董卓来带卢植的兵。
皇甫嵩出生在民风强悍的边地凉州安定郡朝那县（朝那县城的地点，在今日甘肃平凉县的西北）。他的曾祖皇甫裬与叔父皇甫规，均为“度辽将军”，可说是军人世家。他的祖父皇甫旗做过扶风都尉，父亲皇甫节做过雁门太守，他本人被推举为孝廉，做过中央政府郎中（相当于今日的司长），也做过霸陵与临汾的县令，被调回中央做“议郎”（地位在今日的顾问与参议之间），转升为北地郡太守（北地郡包括宁夏的黄河两岸及甘肃的庆阳一带，东汉时的郡治，在灵武县东南）。这样看来，皇甫嵩似乎又是一位标准型的文官。
他留在历史上的令名，是一手平定了中平元年的黄巾起义。他成为东汉的最后一位名将。汉朝的读书人，原是文武合一，不曾离开孔子所创下的射御与礼乐书数并重的教育传统。中国到了清朝中叶，仍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几个文人，先后担任统帅。只是到了民国初年，有了保定军校，文武才分了途。
皇甫嵩会同朱儁，把豫州颖川郡的黄巾打平。他于决战之日，用夜袭兼火攻。黄巾徒众本是乡下的种田人，过惯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白天精神抖擞，到了黑夜就酣睡如泥。皇甫嵩对他们实施夜袭，可说是看准了他们的弱点。皇甫嵩之所以用火攻，原因也很简单，他们的头目毫无知识，竟然“依草结营”。这河南禹县附近“长社”的一战，皇甫嵩杀了几万名黄巾。大头目波才率领残部逃往阳翟（禹县），被皇甫嵩追击，再度击溃。皇甫嵩附带扫荡了汝南郡与陈国（河南大康县一带），及东郁（山东濮阳县一带）的黄巾。
张角等人在冀州（河北省中部），于卢植被槛车召回以后，打败了卢植的继任人董卓。汉灵帝的朝廷，命令皇甫嵩去。皇甫嵩移兵向北，在广宗与张角的弟弟张梁决战，所用的方法又是夜袭。这一次，不在深夜，而是在凌晨鸡鸣之时，张梁全军覆没，被杀了七万多人，投水而死的黄巾又有五万多人（张角这时候已经病死，皇甫嵩开棺剉尸，割下他的头，送往洛阳）。
张角的另一个弟弟张宝，逃去了“下曲阳”（今日河北省晋县之西）。皇甫嵩指挥巨鹿太守郭典，同往追击，捉住张宝，斩了他的首。据范晔说，十几万黄巾徒众也同时被斩首，合埋在下曲阳的城南，造了一个很高很大的坟（京观）。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会觉得皇甫嵩不该杀人如此之多。汉朝以及迄于清朝的各个朝代的法律，有关“造反”的刑法一向是很严酷的（后来，黄巾在中平五年再起，曹操在青州，即山东北部，打败他们，不杀而加以收编。这是曹操比皇甫嵩高明之处）。
皇甫嵩立了大功，被拜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为槐里侯，食邑八千户。不久，由于在凉州造反的边章与韩遂等人，进兵威胁长安一带的“三辅”之地，朝廷把皇甫嵩从冀州调回迎敌，大宦官（中常侍）张让向他要五千万钱，皇甫嵩不给。张让在灵帝面前，告了皇甫嵩一状，说他打黄巾无功，又浪费了公款。灵帝立刻收回了皇甫嵩的“左车骑将军”的印绶，削减食邑六千户，改封为“都乡侯”。


三 董卓

董卓是凉州临赵洮郡人，与皇甫嵩是大同乡；但出生载豫州颖川郡轮氏县；父亲在该地当县尉，主管境内的治安与兵役。
董卓生下不久，便被父亲带回凉州，和羌人混在一起。那时候羌人已经占领了凉州不少地方。董卓天性好斗，力气不小，会骑马，又会左右开弓，喜欢腰挂双弓。他能打仗，可以当小军官，而不是将帅的材料；读过兵法，却食而不化，不会运用。政治，他却颇为擅长；可也只是长于权谋，不明大道。
他发迹很早，在本州做过“兵马掾”，主管武器与马匹；在中央当过“羽林郎”（羽林营中的军官）。不久，他被派在中郎将张奂下面当“军司马”，对汉阳郡的羌人作战，立了微功，升为“郎中”，慢慢地又从郎中升为“西域戊己校尉”。
汉朝的校尉军阶不低，不是今日的校官尉官可比。校尉仅次于将军，而将军的人数极少。最高的一位校尉，是“司隶校尉”，所辖的地域是京城及其外围各郡，等于一个州，称为“司隶校尉部”。他的职权，很像是首都警备司令兼全省保安司令。
西域是新疆天山以南各地。“戊己校尉”没有“部”；西域便是他的“部”。戊己两个字，很费解：原来，这两个字是代表东西南北以外的地域（甲乙是东，丙丁是南，庚辛是西，壬癸），用在此处，意思是“带兵巡回各地，没有固定的辖区”。
董卓在新疆住了不太久，便丢了官。他很有办法，很快就东山再起，作了并州刺史，又升为河东太守。刺史管一州，职位低，年俸只有六百石粮食（名义上的）。太守管一郡，地位高，权大，兼管民政军政，有权指挥本郡的都尉，年俸有二千石（名义上的）。
中平元年，黄巾造反，董卓被拜为“东中郎将”，派到冀州作卢植的继任，打张角，被张角打败，又丢了官。
中平二年，凉州的造反者在边章、韩遂二人的率领之下，打进了陕西渭河流域，“三辅”（三辅，是汉朝的三个郡：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兆郡，长安之右的扶风郡，称为“右扶风”，长安之左的冯翊郡，称为“左冯翊”。扶风的中心是咸阳，冯翊的中心是大荔）。朝廷慌忙从冀州调皇甫嵩回来，也起用了董卓，任命董卓为“中郎将”，不再加一个“东”字。皇甫嵩与董卓这一次均不能胜过凉州叛军。朝廷改派张温来做主帅，拜张温为“车骑将军”，不象对皇甫嵩那样，加入一个“左”字。董卓又升了官，由“中郎将”改为“破虏将军”，算是列入将军的一类了。
董卓打了败仗而仍能升官，可能是由于懂得“政治”，懂得送礼的重要，懂得如何送，以及送给什么人。
张温在中平二年冬天，打了一个小胜仗，把边章、韩遂赶回榆中县城（甘肃省榆中县西北）。张温派一位部下——荡寇将军周慎，带三万兵去追击。周慎不听孙坚的话，被边章、韩遂打败，丢了辎重与车辆，狼狈撤退（孙坚当时是张温的“参军事”，相当于今日的高级参谋。孙坚劝周慎以奇兵断边章、韩遂的粮道。周慎不听，只晓得以全力围攻榆中县城；自己的粮道反而被边章、韩遂断了）。
董卓与周慎的地位差不了多少，张温也给他三万兵，叫他去打先零种的羌人；他走到天水郡的望垣县，就被敌人围了，几乎全军覆没；用了他的小聪明，伪装筑堰捕鱼，军队在堰的那一边渡过了河，逃走，“全师而还”，有功，受封为（牙攵屎）乡侯。
边章与韩遂在中平三年发生内讧。边章死于韩遂之手。韩遂而且杀了其它的同伙，如北宫伯玉和李文侯，兼领了这些人的部队。
韩遂带了十几万兵，围攻陇西郡的郡城（甘肃省临洮县东北）。陇西太守李相如，向韩遂投降，参加他的造反。他们共同杀死凉州刺史耿鄙；耿鄙的一位姓马名腾的“司马”，也作了韩遂的同志。
为什么凉州有了如此声势浩大的反叛汉朝的武力呢？因为在洛阳的宦官及其在凉州的爪牙，激怒了北地郡的羌人与枹罕县、河关县的汉人。他们在中平元年冬天共同推戴了湟中郡的归化胡人北宫伯玉和李文侯为领袖，以声讨宦官为造反的借口（枹罕与河关两县均在甘肃西南部。湟中郡在青海的东南部）。
马腾是马超的父亲。自从马腾入伙以后，凉州造反者的声势更加浩大。他们在中平五年围攻陈仓（陕西宝鸡）。朝廷升皇甫嵩为左将军，升董卓为前将军，带了很多兵来，才解了围。
董卓因此又再升为中央政府的九卿之一：管钱的“少府”。董卓却嫌九卿的地位不够高，不肯来洛阳就职。朝廷就改派他为并州牧。州牧比刺史大，也比太守大；主管一州的军政民政，不象刺史只是刺探与监察郡以下的官吏而已。
朝廷让他把部队交出来，统归皇甫嵩指挥。他不交，把部队带去了并州，驻在河东，待时而动。
朝廷中的大将军何进，不仅不惩办他，反而求他进兵洛阳。他带了三千兵赶来洛阳；到达之日，何进已死。
何进是被宦官们杀死的。宦官之中的蹇硕，先被何进杀死。这是又一次的宦官外戚之争，也是东汉的最后一次。
事情发生在灵帝死后不久。灵帝死在中平六年四月丙辰日，不曾来得及先立太子。比较大的一个儿子，是十四岁的皇子辩，为皇后何氏所生。另一个儿子，是九岁的皇子协，为王美人所生；王美人已死，这个皇子协是灵帝的母亲董太后抚养张大的。
传说，灵帝将死之时，有意立皇子协，吩咐蹇硕执行他的遗命。蹇硕身体肥大，手握重兵，官居“上军校尉”，统辖了袁绍、曹操、冯芳等其它七个校尉。
蹇硕可能不曾受有如此的托孤之命；或是能力太差。灵帝死后的第三天，继位位皇帝的并非皇子协，而时何皇后的儿子皇子辩。皇子辩在历史上被称为“少帝”（他是东汉的第二个少帝。第一个少帝，是殇帝之后，安帝之前的一位）。
何皇后临朝称制，以皇太后的身份替少帝当家。他的哥哥何进，在中平元年三月蹇硕被任命为上军校尉之时，已经受拜为大将军。现在，她叫何进以大将军的身份，与太傅袁隗“参录尚书事”。袁隗被加官为“后将军”，对何进很合作。
何进很快便把蹇硕逮捕，关在牢里，杀掉。次月，中平六年五月，何进又把灵帝的母舅，骠骑将军董重逮捕下狱，杀掉。六月，灵帝的母亲董太后，忽然又死。七月，何进把皇子协由渤海王降封陈留王；并且向何太后建议，把所有的宦官都罢免了，改用郎官。何太后不肯，说：“我是一个年轻的寡妇，怎么好意思使唤衣冠楚楚的士人？”何进这才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下命令给董卓，叫董卓“假造反”，带兵来洛阳，吓唬何太后。
何进在八月戊辰日，进长乐宫，向妹妹何太后请旨。这一次，他不是要求罢免所有“常侍”而是要求杀尽所有“常侍”。小宦官偷听到他们两人的谈话，报告了“中常侍”张让。张让与段珪率领几十个人，手拿兵器，于何进辞出长乐宫门之时，把何进邀到尚书省的阁楼，责备何进忘恩负义。他们说：“有一个时候，灵帝生何皇后的气，几乎把何皇后废掉，是我们十二常侍每人出了一千万钱献给灵帝，这才挽回了局面。”责备既罢，他们就把何进杀死于嘉德殿之前。
消息传出，何进的部下军官吴匡、张璋与虎贲中郎将袁术，砍了宫门，攻到尚书省附近。袁术而且烧了南宫。张让与段珪把何太后、少帝、陈留王都带了走。由南宫的复道（陆桥）走入北宫。卢植这时已经当了尚书，手执一戈，站在阁楼前面的路上，仰头大骂段珪。段珪把何太后放了。何太后从阁楼之上跳下。
不久，中军校尉袁绍与河南尹何苗也带了兵来，在“朱雀阙”下面捉住了中常侍赵忠，砍去他的头。何苗的头，忽然也被吴匡叫人砍了。吴匡说：“何苗现在虽则是助攻宦官，却一向是袒护宦官，并且接受宦官的贿赂的人。尽管他是何大将军的弟弟，何大将军可说是因他而死。我们要杀了他，为何大将军报仇。”
董卓的弟弟，奉车都尉董旻，这时候也在场。董旻同意吴匡的话，便与吴匡合兵，攻杀了何苗。这位何苗死得不明不白。他是进宫为乃兄何进报仇的，却被别人认作是报仇的对象。
最热心杀大宦官，不仅是为了替何进报仇，也是为了窦武与陈蕃报仇的，是袁绍。何进之企图杀尽十二常侍，很受袁绍的影响。袁术之反宦官，也是受了袁绍的影响。袁术是袁绍的堂兄弟。
这一天，不仅是十二常侍为屠杀的对象，所有的大小宦官都被杀得几乎是一个不留。张让与段珪等人把少帝与陈留王带走，逃到黄河边上的一个渡口“小平津”，被尚书卢植追上，杀了几个，其余的都投河自杀。
少帝与陈留王由一位小官吴贡陪伴着，在黑夜中摸索，借着萤火虫的光，走了几里，遇到老百姓的车子，搭乘到达了雒舍镇，住了三天，在辛未日骑马到了北芒镇。
董卓是在戊辰日的晚上，到达洛阳城的西边的。他接到报告，少帝与陈留王已经住在北芒镇的农家，便亲自带兵到北芒，去迎他们回宫。
少帝见了董卓河他的军队，很怕，怕得哭了出来，这也难怪。董卓的兵，并非全是汉族的人，而夹有不少羌人与胡人，相貌很凶。陈留王（皇子协）年纪虽小，却一点也不怕，能回答董卓所问的话，清清楚楚，颇讨董卓喜欢。
董卓在辛未日，偕同少帝与陈留王回洛阳。这已经是大杀宦官以后的第三天了。董卓所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便是叫吕布杀掉“执金吾”丁原。“执金吾”的职务是维持京都治安。
丁原有兵。这些兵，董卓接管了下来。董卓本只带来了三千名，全靠常常在深夜秘密离开洛阳，于第二天白天大张旗鼓入城，让老百姓与袁绍等人相信，又来了一批董卓的凉州兵。董卓得到丁原的兵，实力增加不少。
董卓所做的次一件重要的事，是叫何太后与参录尚书事袁隗，免掉司空刘宏的官，以他自己为司空。
第三件重要的事：便是在九月癸酉日召集百官开会，提议废掉少帝辩，立陈留王为帝。
董卓在百官大会的会场上说：我要依照伊尹、霍光的前例，废掉现在的暗弱的皇帝，改立陈留王。谁要是反对我的意见，我就军法从事。偏偏有卢植以区区尚书的身份，敢发言反对。卢植说：“伊尹之所以废掉太甲，因为太甲当了三年国王而始终糊里胡涂，霍光之所以废掉昌邑王，是因为昌邑王犯了一千项以上的罪过。当今的皇帝年纪轻，却不曾做过不合道德的事，不可以与太甲或昌邑王看成一类。”
董卓听了卢植的这一番话，大怒，宣布散会，准备把卢植抓下去杀了。蔡邕与议郎彭卓二人，都劝董卓不可如此，他们说：“卢植是一位大儒，声望极高，倘若杀了他，会惊动全国的人。”董卓于是便仅仅免掉了卢植的官。卢植也就离开洛阳，去了上谷郡作隐士。
第二天，甲戌日，董卓又召集百官大会，再度提议废掉少帝，立陈留王。他同时逼迫何太后颁下策书，说“皇帝在丧，无人子之心，威仪不类人君。今废为弘农王，立陈留王为帝”。这时候，太傅袁隗，已经被董卓派人说通，袁隗扶了少帝走下大殿，把少帝所佩带的皇帝玺绶解了下来，交给九岁的陈留王。袁隗随即又扶了陈留王上殿，就皇帝位。
在场的大小官吏，没有一人敢象昨天卢植那样，慷慨陈词。《后汉书·袁绍传》说袁绍为了此事曾经与董卓有过争论：董卓说：“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袁绍说：“天下健者岂惟董公？”袁绍说完了这句话，便“横刀，长揖，径出”。
袁绍与董卓的争论，倘若有这回事，那是在第二次百官大会以前。袁绍在争论了以后，当天便离开了洛阳，奔向冀州（河北）。
董卓很笨。吕思勉批评得好：为了替国家选一个好皇帝，董卓是可以原谅的，然而他无此权力，也无此声望；为了替自己篡位或揽权铺路，董卓那就不免自找麻烦。一个胡涂的少帝，要比聪明的陈留王容易驾驭。董卓应该先把中央政府弄好；想废立，等待将来不迟。
东汉末年朝廷的大患，是宦官把持政权。董卓到达洛阳之时，宦官刚好已被杀尽。而且，外戚也完了。董卓如肯向好里做，是十分容易收效的。他似乎除了废立之事以外，也颇像是有心做好。他起用了很多好人、文人，又替陈蕃、窦武等人“翻案”。他提拔蔡邕，也擢用了韩馥、刘岱、孔（亻由），叫这三人分别为邕州牧、兖州刺史、豫州刺史，荀爽是一位布衣人士，董卓拜他为三公之一的司空。其它两位三公，司徒杨彪与太尉黄琬，也均是一时之选。刘表做过何进的幕僚，董卓于废掉少帝，杀了何太后，与何家人成为仇人，却敢于重用刘表，举荐他为荆州刺史。
综观东汉一朝的权臣，没有人比董卓的机会更好。而他，偏要把局面弄糟，糟到不可收拾。以伊尹、霍光自居，而给人的印象，是“又出一个王莽”。他作了不必要的废立，杀害无辜的何太后与少帝，引起全中国有识之士的不平，也给了反对他的袁绍等人以有力的借口。
董卓的另一串蠢事，是企图以官爵权位来收买袁绍等人，反而给了他们以“造反”的凭借。他以新皇帝（陈留王协，历史书上的汉献帝）的名义，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封他为（亢阝）乡侯；拜袁术为后将军；以曹操为骁骑校尉。
袁绍后来就以渤海郡为根据地，叫东郡太守桥瑁伪造文书，用司徒杨彪、太尉黄琬、司空荀爽的名义发表一篇檄文，申讨董卓“弑君”之罪。
韩馥本来是不想造反，而且也派人监视了袁绍的，却在接到三公的檄文以后，信以为真，转过来帮助袁绍了。
在汉朝的四百年历史之中，废立皇帝的事常有；而地方官起兵反抗中央的事不常有。
没有袁绍与桥瑁来发难，会不会有别人起而讨伐董卓，对董卓所掌握的洛阳朝廷来造反，实在是一大疑问。
当时，没有一位其它的太守或刺史，具有袁绍的号召力。袁家从司徒袁安开始，作了四代的三公级大官，号称“四世三公”（三公是司徒、太尉、司空，相当于西汉初年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袁家的门生故吏，在各州各郡做官的很多。袁绍本人又是风度翩翩的浊世佳公子，当过濮阳县县令、大将军何进的掾（科长级幕僚）、虎贲中郎将、中军校尉。
在宦官外戚之间，袁绍一向是与外戚比较接近。他和梁冀处得不坏，和窦武可算是生死之交，与何进又有宾主关系。
当时一般的读书人，也大都是宁愿站在外戚一边，而羞与宦官同流合污的。曹操亦复如此，虽则他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
董卓于废掉少帝改立陈留王以后，改次年年号为“初平元年”。这位陈留王便是史书上的献帝。董卓以初平年号放在灵帝的“中平”年号之后，又一次暴露了他的缺乏知识。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农历正月，袁绍等人的反董同盟传檄天下，申讨董卓；同时，动员了相当多的兵力，向洛阳进军。同盟的构成人员，依照《三国志》的《魏·武帝纪》是：
后将军 袁术
冀州牧 韩馥
豫州刺史 孔（亻由）
兖州刺史 刘岱
渤海郡太守 袁绍
河内郡太守 王匡
陈留郡太守 张邈
广陵郡太守 张超
东郡太守 桥瑁
山阳郡太守 袁遗
济北国国相 鲍信
他们的兵，分别集合在河内郡的怀县（河南武陟西南）、颖川郡阳翟县（禹县）、酸枣（延津县北）与邺县（临漳之西）。
董卓索性杀了少帝，他这时候已经用献帝的名义，任命自己为三公以上的所谓“相国”，成为汉朝历史上萧何以来的第一人。九岁的献帝，是地地道道的傀儡。董卓想下令征召全国之兵，来抵御袁绍、王匡等人；尚书郑泰劝他不可如此。郑泰说：“你所带的凉州汉兵、羌兵、胡兵，是天下最强的兵，任何人也抵挡不了，不必再惊动各地的百姓。百姓们都是怕死的，你倘若把他们召集起来，他们可能为了逃避兵役而‘相聚为非’。”（西汉所行的是征兵制度，东汉却已经有很多年不曾征兵了。）
董卓决定：不和袁绍等人计较短长，只留部将徐荣与女婿牛辅对他们监视，自己带了献帝离开洛阳，迁都长安。走的时候，强迫数百万人民扶老携幼一起走；把繁华的洛阳城放火烧光。
这个董卓真是越来越荒唐了。对敌人不战而走，等于向天下承认自己既没有能力，又没有勇气，损坏自己的威望。烧掉两百年来的中国第一大城，似乎是实行兵法上的“坚壁清野”，不让袁绍等人取得物资；其实袁绍等人未必能打到洛阳来；而董卓自己倒先损失了这些物资，也激怒了几百万洛阳人民。
袁绍等人不仅不能打到洛阳来，而且根本就不敢打。袁绍等人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真正的动机只是为了脱离洛阳朝廷而不受拘束，做割据地盘的军阀。
真正敢打想打的，只有曹操与孙坚二人。
曹操出身孝廉，当过议郎、骑都尉、校尉，还不曾当到刺史、太守、州牧一类的大官。这一次，他在陈留郡募了一些兵来，随着张邈等人参加以袁绍为盟主的讨董运动，只不过是一名小股东而已，谈不上有多大的影响力。
他看不惯袁绍等人拥兵十几万而天天“置酒高会”，就单独行动，带了自己的兵与张邈所派遣的一部分由卫兹统帅的兵，开到荥阳县汴河的河岸，与董卓的徐丰打了一仗，被打败。曹操虽则是败了，勇气可嘉。
曹操回到酸枣，见袁绍等人，责备他们一顿，说他们不该浪费时间，失掉机会。他建议，分兵三路：一路由袁绍率领，进军黄河北岸的孟津；一路由酸枣诸将共同进军，占领黄河南岸的成皋、敖仓；另一路由袁术率领，由南阳冲进武关，威胁“三辅”。
袁绍等人听不进曹操的建议，继续“置酒高会”，待粮食吃完，各方人马陆续散走。而且，大家在一起酒喝多了，喝出许多意见来。桥瑁与刘岱二人由盟友变成敌人，打将起来。桥瑁被刘岱打败，杀死。韩馥与袁绍商量了以后，代皇帝和朝廷任命一位姓王名肱的为新的东郡太守。
曹操等不到各方“诸侯”散走，便已去了家乡所在的扬州（安徽与江苏、江西、浙江）募兵；募得一千多人，再到黄河北岸的怀县（他的家乡是沛国的谯县，今日的毫县）。袁绍这时候，也在怀县。
有一天，怀县忽然来了三名中央大员：官居执金吾的胡母班（复姓胡母，名班），官居将作大匠的吴修（将读去声，将作大匠四个字的意思，是主持公家工程的总工程师），与“越骑校尉”王（王褱）（越骑，不是越人的骑兵，而是擅长超越别人的骑兵）。这三名大员，是奉了董卓的命令，来怀县找袁绍等人谈和的。
袁绍不耐烦听他们的一套，吩咐王匡把这三人斩了。
袁绍连“两军相交，不斩来使”这一点很普通的规矩都不知道。他的领导才能，真是太有限了。
董卓一共派了五位大员。三位既然被杀，其他两位是：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大鸿胪有一点象外交部长，少府象财政部长）。阴修死在袁术之手；韩融由于德望甚高，不曾被害。
董卓也给袁绍一点颜色看：派兵进攻屯在河阳的河内郡太守王匡，将王匡打得溃不成军（河阳在河南孟县之西）。
袁绍等人感到，对董卓既不能打，又不愿和，那就另外找一个人立为皇帝，组织新的朝廷而自己充当这新朝廷的董卓。
他们以为幽州牧刘虞，是一个理想的人选，就在初平二年正月，派了代表去见刘虞；不料这位刘虞却深明大义，坚决拒绝，骂了代表一顿。他们又派人去，刘虞说：“你们倘若再逼我，我就逃亡，奔向匈奴去。”
袁绍也曾以私人名义，写信给堂兄弟、在南阳当军阀的袁术。袁术说：“我反对董卓，不反对当今皇帝（献帝）。我只想讨伐董卓，不知其他。”
袁绍两面碰壁，也就打消了这个拥立刘虞的念头，也不想自己当皇帝。
那位会说漂亮话的袁术，不久却存了自己当皇帝的非分之想。
董卓，似乎也颇有此意。他当了“相国”还感觉到颇不过瘾，叫献帝任命他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之上”。这很象是为未来的篡位行动铺路。这时候，都城虽则是已经迁到长安了，董卓本人还留在烧毁了的洛阳。董卓不曾来得及篡位，他被孙坚打败。
孙坚的故乡，在今日的浙江，他年轻的时候曾经遇到土匪，很沉着，能在几个土匪抢去他的金银坐地分赃之时，略施小计，便把土匪吓走。这小计是：走到附近的高坡子上，用手向左边招，又向右边招，使得土匪们以为来了官兵，慌忙舍弃了金银而逃。
其后，他当了朱儁的司马，跟随朱儁打南阳的黄巾，获胜，他也跟随了张温打羌人，与董卓同过事。再其后，他又以“议郎”的职位，转任长沙郡太守。
袁绍号召各地州郡之官，共同起兵讨伐董卓之时，孙坚很赞成，却没有能够带兵到怀县与酸枣，参加那个以袁绍为领袖的同盟。他与袁绍的堂兄弟、雄踞南阳的袁术，倒颇为接近。
袁术的官衔是“后将军”。后将军与前将军、左将军、右将军这三位将军的地位相等；比大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要低；比所谓“破虏将军”、“荡寇将军”要高；比一切的“校尉”，都更高。
袁术于董卓刚刚得势之时，看清了洛阳不可久留，立即带兵占了鲁阳一带。
袁术欢迎孙坚由长沙北上，讨董。孙坚来到南阳，第一步逼迫荆州刺史王睿自杀，第二步砍掉南阳太守张咨的头，第三步与袁术“合兵”，把南阳郡的地盘交给袁术，自己继续北上，向洛阳进军。
袁术的作风，正如当时有些军阀一样，虽则是公开反对董卓，讨伐董卓，却仍旧对长安的朝廷上表，报告要政，推荐大官。以董卓为实际主任的长安朝廷，有时候也竟然接受军阀的要求或建议；在其他的时候则相应不理。军阀们倒也不在乎朝廷有没有“回文”；只要上一张表，就假定朝廷一定予以批准。
袁术感谢孙坚给他南阳，就上了这样一张这样的表，推荐孙坚为“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
董卓有没有发表孙坚为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难考。事实是，孙坚从此便自称为“破虏将军”，也被其他军阀称为“破虏将军”。
孙坚把讨伐董卓的事，看得比谁都认真。他带兵离开南阳，向洛阳进军，与董卓的部队颇打了几仗。那袁术却不输送足够的军粮给他。并且，作为反董盟主的袁绍也竟然派了一个周昂，来作所谓豫州刺史。孙坚有理由生气；他回军，赶走这个周昂；也来到南阳，对袁术提出责问。他向袁术说：“董卓杀了你袁家大小几口，不曾杀我孙家一人。我去打董卓，是为公不是为私；若是论私，我可说是为你们袁家报仇，而不是为我自己孙家报仇。怎么你既不出兵，又不出粮？你是希望我战败么？”
袁术十分惭愧，答应以后不再马虎，一定源源供应军粮。
孙坚获得了可靠的支援，果然于再度进攻董军以后，大胜吕布与胡轸二人。这两位董军大将彼此间颇有意见，也未尝不是孙坚获胜的原因。
孙坚一口气冲到洛阳。董卓狼狈撤退，溜去长安，留下朱儁守洛阳，替他董卓“抗木梢”。
朱儁却也不是傻瓜；董卓一走，就与反董卓的各地军阀互通声气，而且表示了愿意参加反董的军事行动，所苦的是无兵无粮。徐州刺史陶谦，立刻送朱儁三千兵，别的太守、刺史之流，也纷纷送给朱儁以兵员与军粮。
朱儁把自己的“司令部”从洛阳移到中牟，他此后的官衔，是陶谦送给他的“行车骑将军”。行是代理：“代理车骑将军”。陶谦所用的方式，也是上表给长安朝廷，推荐朱儁。
朱儁这个人，倒是颇有一点原则的。他在中牟建立了一个反董的军事中心，和董卓的军队交过锋。其后，董卓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被吕布杀死。陶谦与北海国国相孔融及博士郑玄等人写信给朱儁，公推他为“太师”，请他率军西上，到长安去主持政府，愿意供应他半年的军粮与足够的兵。同时，董卓的部下李傕、郭氾也争取他，拜托了在长安朝廷中担任太尉的周忠，以献帝的名义征召他“入朝”。
朱儁权衡轻重，决定冒生命的危险到长安，希望用自己的声望与智慧，维护献帝的安全于李傕、郭氾等等一群小军阀的胡作非为之下。于是他辞谢了陶谦等人的推戴，以慷慨赴义的心情，只身前往长安。
到了长安，李傕、郭氾等人请他担任“太仆”。又在初平四年五月，请他代替周忠担任太尉，兼“录尚书事”，总揽一切行政上的事务（实权仍在李、郭等人之手）。
朱儁当太尉当到次年（兴平元年）七月，丢官。不久，李、郭二人叫他担任“骠骑将军”，带兵到函谷关以东，镇压关东的大小军阀，朱儁还不曾来得及出发，李傕与郭氾彼此火并起来。朱儁留在长安，降任九卿之一的“大司农”。
献帝这时候已经十四岁，略微懂事。献帝叫朱儁与杨彪等若干大员，去郭氾的司令部，劝郭氾不要打李傕。郭氾大怒，认为朱儁、杨彪不去劝李傕，而先来劝他，是偏袒李傕，就把朱儁、杨彪等十几个人，都扣留起来。
朱儁受不了如此的委屈，一气，就气死了。
以上，为了不能不给朱儁的晚年作一个交代，我只得暂时撇开董卓之死，等到现在才说。
董卓早就该死。他之所以能混到初平三年四月，是由于他那种纸老虎的威风，的确叫人害怕。他有当时全中国最强的兵；也做到了掌握年幼的汉献帝及朝廷中文武百官。他而且懂得以“不测之恩威”叫人感激，也叫人发抖。再加上，他从羌人、胡人那里学来的一大套野蛮劲儿，例如割舌头，挖眼睛，砍手砍腿，活煮，都帮助了塑造自己为阎罗王的形象。
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看得出，象他这样的大独裁者虽不是用军队所能打倒，却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对付他、消灭他。
司徒王允是这“极少数人”之一。他说服了董卓身边的吕布。吕布当时正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董卓待他极好，收了他为养子；也可说是董卓身边最受亲信的人（董卓似乎没有亲生儿子；女婿也只有一个，姓牛名辅）。另一方面，董卓又似乎对他极坏；董卓曾经为了一件小事，拔出所佩带的“手戟”，向吕布摔来，吕布倘若没有武功，躲不开这手戟，当时一定送命。因此之故，吕布的心情，十分地不稳定。
使得董卓拔出手戟的那一件小事，正史上没有记载，《后汉书·吕布传》说：董卓在这一件小事发生以后，仍旧很喜欢吕布，叫吕布做卧房附近的侍卫。这位吕布却又和董卓的傅婢（贴身丫环）勾搭上了，那末，董卓拔戟在前，吕布私通傅婢在后。
《三国演义》的作者，把这件事描写得有声有色，说王允有一个丫环，名叫貂蝉，为了叫这丫环去影响吕布，王允把貂蝉的地位由丫环提升为养女，伪称为“亲生之女”，然后就施行“连环计”：先把吕布请来，许吕布以此女，叫吕布作未来的女婿；然后又把这位小姐送给董卓，作董卓的小老婆，三角的局面，果然安排得十分妥帖，不久，吕布果然就杀了董卓，达到了王允的愿望。
其实，貂蝉如有其人，不可能是王允的丫环。
貂蝉二字，原为汉朝后宫之内女官的官名（地位比妃嫔低得很多），不是人名，更不是姓貂名蝉。王允家中，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丫环。倒是董卓的家中可能有。《后汉书·董卓传》记载了他曾经“奸乱公主，妻略宫人”。
吕布所私通的董卓的“傅婢”，是否就是《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吕布终于决定杀董卓，确是由于王允的开导。王允劝吕布不必顾虑什么父子之情，董卓与他至多只是养父、养子或义父、义子的关系，不是亲父子；况且，董卓在向他摔手戟之时，并不曾顾到什么父子之情。
董卓被杀，是初平三年四月的某一天，这一天，汉献帝小病初愈，大会群臣于未央殿（《后汉书·献帝纪》，说这一天是辛巳日）。
董卓被杀的地点，是宫城的北掖门。动手杀他的，先是吕布的小同乡、官居骑都尉的并州五原人李肃，李肃仅仅砍伤了董卓的臂膀；却也用力甚猛，使得董卓滚下马车，吕布接着用长矛一刺，就结果了董卓的老命。
董卓在滚下马车之时，还不知道吕布已经对他变心，大叫“吕布何在？”吕布取出士孙瑞所写的献帝诏书，说：“有诏，讨贼臣。”（士孙瑞是右扶风人，官居尚书仆射，这尚书仆射之官，到了北周与隋唐之时，才十分重要；在东汉之时还不过是皇帝面前的一种类似文书科副科长的官而已。）
董卓一死，宫内宫外的兵士都高呼万岁，许多老百姓跑到街上来唱歌跳舞，也颇有一些人卖了珍珠宝玉与好衣裳，去买酒买肉，大吃一顿的。董卓，的确是坏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他的尸首，被看守的人插了捻子在肚脐眼里，当蜡烛，也居然亮了一夜。袁绍、袁术家的门生故吏，集合起来，把董卓的尸首烧了，烧成灰，散布在街道上，出气，这些话，《三国演义》上有，正史上也有。
王允于杀了董卓以后，被献帝加给了“录尚书事”的实权。吕布被封为温侯，任命为“奋威将军，假节，仪同三司”。假节，是姑且准许“持节”；“节”是皇帝所颁给的一种长于西洋人所持有的“权杖”。仪同三司，是仪队及威风，比照司徒、司空、司马，这三个“司”字号的三公级大官（司马这时候已经改称为太尉）。
王允以“司徒，录尚书事”的权利，请献帝升御史中丞皇甫嵩为征西将军，派皇甫嵩到长安西南的郿坞，没收董卓屯聚在该处的财货，结果没收了黄金两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与堆积如山的衣料、珍宝玩物。住在郿坞的董卓的九十岁母亲，官居左将军、封为（雩阝）侯的弟弟董旻，以及董家的若干口男男女女，都一起被杀。这种一人获罪，全家遭殃的现象，是汉朝法律的一大污点，叫做“族”，又叫做“族诛”。罪大的，不止诛灭一族，会灭三族。董卓所受的处罚，是“夷三族”。
当年，宦官张让、赵忠等人，杀了外戚何进，袁绍、袁术等人又杀了全部宦官以后，实实在在是给了董卓一个拨乱反治的机会，而董卓胡搅一顿，造成了函谷关以东诸州、诸郡的割据。现在，董卓既死，这也是给了王允一个新的拨乱反治的机会。可惜，王允的度量不够，虽不是有心胡搅，却把函谷关以西的人民害得很惨。
他派吕布去陕县，打董卓的女婿牛辅。牛辅被消灭了，牛辅的部下三个校尉李傕、郭氾、张济，希望王允赦免他们，王允不肯（王允也未尝没有理由。李、郭、张三人曾经在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后，屠杀了他们部队之中的王允同乡——并州人，几百个男男女女）。
王允和吕布均是并州人；董卓、李傕、郭氾、张济，都是凉州人。他们之间的仇恨，扩大为两州之间的仇恨，是十分不幸的事，使得王允为中心的长安朝廷失去了重建中国统一的机会，而且也失去了维持“三辅”（渭河流域、关中平原）的治安的机会。
李傕等三人，得不到王允的赦免，便索性造反，从陕县杀到长安，董卓的另一部将樊稠，也入了伙。吕布抵挡他们不住，离开长安，去南阳，投奔袁术。王允不肯逃，成了李傕的俘虏，与他家里的十几口人一齐被杀。
长安朝廷，靠了几位老臣勉强维持。这几位，是先后担任司徒、太尉、司空，或兼“录尚书事”的赵谦、杨彪、皇甫嵩、马日（石单）、周忠、朱儁。他们把李傕等四人由校尉升为将军，总算换得了三个月的苟安。
在这三个月之中，倒霉的除了王允一家以外，还有黄琬一家。黄琬是司隶校尉，在执行维持京师治安之时得罪了李傕等人的部队。
李傕自己于九月间兼了司隶校尉；同时，由普通的将军升为仅次于大将军的车骑将军。当时，朝廷中没有大将军；大将军不是常设的官位。
李傕而且“开府”，有了自己的机构，以前，只有“三公”才能有“府”；大将军偶尔也有“大将军府”。
李傕又获得了“假节”，得到皇帝所“姑且颁给”的“节”（权杖）。这个节，类似明朝以后所谓的“上方宝剑”。
郭氾与樊稠的力量不如李傕，只分别取得了后将军与右将军的官阶；但到了次年（初平四年）也开了府，他们三人的府，与“三公”的府并列，号称“六府”。他们三人“共秉朝政”，渐渐地不把“三公”看在眼里：只用他们自己的私人为大小官吏。
再以后，他们竟然把长安京城分为三个“防区”，各管一区，这三个区，没有一个区治理得好；他们三人的兵都毫无纪律，把京城的人民看作被征服的奴隶。
张济的力量，比不上他们上人；只作了“镇东将军”，回驻陕县。
又过一年，到了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李傕对樊稠看不顺眼，于一次酒席之中把樊稠拖出去杀了。他怀疑樊稠与凉州的造反首领韩遂有勾结（韩遂曾经伙同马腾在去年，打到离长安仅有五十里的“长平关”，被李傕叫侄儿李利，帮同郭氾与樊稠，将韩、马二人的军队杀退，樊稠奉令追击，却在阵前与韩遂“骈马笑语”，叙谈凉州家乡的乡情）。
此后，长安城内的三雄，剩下李傕、郭氾两雄。三雄鼎立之时，势力容易均衡；剩下只有两雄，便难以并立。
李傕常常请郭氾去他营中喝酒；每次，郭氾都提心吊胆，怕做了樊稠第二。两人终于兵戎相见，把首善之区长安弄得鸡犬不宁。
自从董卓迁都长安，闭关自守以后，函谷关以东的州郡在贸易上早已与关中的“三辅”隔绝。物资缺乏，物价高涨。况且，董卓已经用新铸的小钱，把五铢好钱赶出了市面！人民的困苦，没有李傕、郭氾二人的火并，本来已经够受，加上他们的火并，这困苦真是难以形容。杂粮已高到五十万钱一斛，麦子高到两千万钱一斛。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不是一位喜欢过甚其词的人。他在《董卓传》的里面说，长安城内“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
李傕、郭氾二人打来打去，打到兴平二年，那原有数十万人的长安，破落到“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无复人迹。”
李傕把汉献帝从宫里接出来，安置在自己的营盘里，杨彪以下的公卿，忠心耿耿，徒步追随献帝与伏皇后、宋贵人的车子，也进入李傕的虎口。其后，献帝叫杨彪与司空张喜、大司农朱儁等人去郭氾那里，劝郭氾对李傕和解；这些公卿也被郭氾扣留了不少。
献帝的左右，为了取得李傕的好感，升李傕为大司马，位在“三公”之上；同时，也升郭氾为车骑将军。但没有用，解决不了这两雄不并立的问题。
问题的解决，依仗张济。张济从陕县来，劝他们和，也劝他们让献帝与公卿离开关中，东迁到陕县所属的弘农郡（弘农郡的郡治，在今天河南灵宝县的境内，县城西南若干里）。献帝本人（这时候有了十五岁），也派人向李傕再三恳求，求了十次。最后，李傕居然答应。
兴平元年七月甲子日，献帝与公卿从长安附近的李傕的北坞营出发，郭氾与董卓的其他旧部杨定、杨奉、董承，都参加了护送的行列。张济也乘此回到他的驻防之地陕县。
人马走到八月甲辰日，才到达了新丰。
两个月以后，人马走近华阴之时，郭氾忽然后悔，想抢走献帝，杨定与杨奉和他打了一仗，将他打败。
郭氾败了以后，回长安，与李傕真正和解起来，而且约好张济，一起对杨奉、杨定动手。
十一月庚午日，献帝与公卿的行列，走进弘农郡的东涧，被李、郭二人的联军追上，这一次，杨奉与杨定打不过他们，连累得九卿之中死了四个，又了侍中朱展、步兵校尉魏杰、射声校尉沮儁。
杨奉和董承商量，想出一条计策：请来山西的大强盗李乐、韩暹，与归化的南匈奴左贤王（这位左贤王的名字，叫做去卑）。
李乐与韩暹是所谓“白波贼”的首领。白波与黄巾的性质，差不了许多。
李傕与郭氾打得了杨奉、杨定，却抵挡不了白波军与南匈奴。董承等人便乘着战胜的机会，赶紧在今日茅津渡的附近将献帝与皇后、贵人，及少数的随从渡过黄河，到河东郡安邑住了下来。河东郡太守王邑，与河内郡太守张杨，均对献帝及其随从表示欢迎与拥戴。
张杨而且派人去洛阳，把焚毁了的宫殿加以整修，这些宫殿虽则是因陋就简，不值得一看，就当时情形来说，已经是献帝所梦想不到的了（比较大的一座殿，称为“杨安殿”，以表示这是张杨所筑，以安天下的殿）。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献帝由安邑迁回到洛阳。
朝廷的大小官员，很少人找得到房子住，而且也谈不上有什么薪水俸禄，雇佣仆人，当然免谈。他们这些可敬的忠贞官吏，只有自己出去找干果、水果、野生的五谷，自己砍树木，捆荒草，背回家去烧饭。
而且，他们要被韩暹等人欺负，韩暹此时，已经官居“大将军、领司隶校尉、假节钺”，不仅“假节”，又假了钺，钺是很大的令人害怕的大斧。
张杨与王邑这两位深明大义，具有实力的太守，却又爱避嫌疑，不愿意留在洛阳，蒙干预朝政之名，均回了他们职责所在的郡（河内郡与河东郡）。
朝廷之中的一位“卫将军”，不甘心让韩暹长此跋扈下去，就在暗中派人邀请曹操来洛阳“保驾”。
曹操这时候（建安元年）已经全凭他自己的作为，崛起于群雄之中，由骑都尉而东郡太守，又由东郡太守而兖州牧。
曹操的力量，确是能胜过韩暹的。


四 吕布

曹操这时候刚刚战胜了吕布，夺回了吕布所袭占的兖州。
吕布的活动，值得先行叙述，因为，在曹操战胜他以前，他在各地表现了强悍的战斗力，很有点所向无敌的样子。
事实上，他只会骑马耍戟；至多能带上几百人或几千人，作一个偏裨之将，他个人的武艺相当高强，然而战术的知识有限，战略的学问毫无。至于政治，他更是门外汉了。我们再说得浅一些，他有勇无谋；而他的勇，也不过是比起匹夫之勇略微高些而已。
他连李傕、郭氾之流都打不过，还谈什么到关东（函谷关以东）来逐鹿中原？
他慌慌忙忙离开长安，把董卓的臭腐了的头颅挂在他的赤菟马的颈子上，带了几百名骑兵溜出武关，直奔南阳，投奔了袁术。
袁术起初对他相当礼遇，因为他毕竟是杀了董卓、替袁家几十口报了血海深仇的人。他这人似乎是不识抬举，在南阳住了不久，便放任自己的部下胡闹，抢劫老百姓的财务。他之如此，也可能是对袁术的一种抗议，袁术生平不甚慷慨，大概是“日久厌生”，不热心供应吕布及其几百名骑兵的粮饷。然而，话说回来，吕布论什么也不该在南阳有骚扰，当强盗也得选个地方。合则留，不合则去，既然宾主之间弄得不甚愉快，那就另找出路好了，以客人的身份兼为小偷，总有点儿那个！
他终于不得不向袁术告辞，一口气由南而北，渡过黄河，到并州（山西）河内郡投奔同乡张杨。张杨这人对皇帝忠、对朋友义，待吕布比袁术待他好得多了。吕布却又无法在河内郡久留。原因是，张杨自己虽然十分厚道，张杨的部下之中倒颇有人存心想把吕布杀了，送他的头去长安，向李傕、郭氾领赏。吕布见到情形不对，连张杨本人也怀疑起来，他向张杨说：“长安的朝廷悬赏捉拿我，捉到活的我，赏金大于捉到死的我，你与其杀了我，送我的头去；不如把我捆起来，送活的我去。”
张杨很幽默，不说“我没有意思出卖你”，却向吕布冷冷的说：“你的话很对。”
吕布被张杨这一句话，弄得坐立不安，想来想去，想出了“以走为妙”。于是，他带了部下若干人向东走，投奔袁绍。袁绍这时候已经逼走了冀州牧韩馥，取而代之，作了冀州牧，住在冀州的邺县（河南临漳西南），正在为了“黑山贼”大伤脑筋。
所谓“黑山贼”，也是造反的老百姓，与黄巾大同小异。他们的领袖是常山人，姓张名燕，原名张飞燕；最初在河南朝歌县的黑山起事，因此部众被称为“黑山贼”（常山是汉朝的一个郡，州治在元氏县）。
袁绍费了很大时间，很大力气，平不了张燕及其部众。吕布一到，立刻就把逆势变成优势。吕布带了几十名猛将与勇士，骑着马，冲入敌阵，横冲直撞，每次都杀了一些敌人才回来。而且，每天一次，甚至三次四次。
结果，他这种攻势战法和主动作风，收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瓦解了“黑山贼”的士气，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迫使张燕接受招安。
吕布的功劳的确不小。他的威名也建立了起来。人们看见他一马当先，能奔上敌人的小城城墙，冲进敌人的堡垒，越过敌人的水壕土堑，由不得不佩服、不欣赏。他座下的那匹赤菟马，也十分可爱。因此，大家流行了八个字的赞美之语：“马中赤菟，人中吕布”（赤菟的菟字有草头，不是小白兔的兔）。
吕布和袁绍也好不了多久。原因，仍旧是他自己与部下没有纪律。
他被袁绍送走。送走的方式，是“承制”以吕布为“领司隶校尉”，派三千壮士陪伴他去洛阳上任（所谓“承制”，在字面上是“奉了皇帝的制书，皇帝的圣旨；但在事实上袁绍从来不曾收到过献帝的这种制书。献帝这个小孩子，当时处于李傕、郭氾的掌握之中，哪里能够颁发如此的制书给袁绍或任何其他军阀，授权他们代为任命中央或地方的大官）。
吕布只得带了他的几十名部下，跟着袁绍所派谴的三千壮士，离开邺县。他在董卓死后，败于李傕、郭氾，奔向南阳，依附袁术之时，尚有几百名军官与士兵。其后，转往河内投张杨，又由河内转往常山投袁绍，走了许多地方，部下的军官与兵越走越少。现在又离开邺县往洛阳走，部下就只剩了几十人而已。
这几十人，显然与袁绍的三千人不成比例。袁绍的三千人，与其称为护送吕布的壮士，不如称为押解吕布的狱卒。
袁绍早已吩咐了这些壮士，在走出邺县不远便将吕布杀害，吕布倒也相当警觉，看出了这些壮士来意不善。于是，他在某一天的夜晚，坐在帐篷里弹筝，弹了一阵，把筝交给了一位亲信继续弹。他自己却在筝声之中，悄悄地由帐篷之后溜走。
袁绍的三千壮士之中的情报人员，躲藏在帐篷前门之外不远的地方，偷听吕布弹筝，一直听到了筝声停止，似乎吕布已经就寝，酣睡。这位情报人员，去向上峰报告；上峰率领了一大批人将帐篷包围，一声吆喝，刀斧齐下，把帐篷砍碎，把帐篷里面的东西也砍碎，却不曾砍到吕布，也不曾砍到那位代替吕布弹筝的亲信。
话分两头：吕布安全脱险以后，不敢继续往洛阳走。凭他的那一点点实力，怎么够资格去就任“司隶校尉”之职？洛阳有什么人肯欢迎他？承认他？连袁绍自己都显露了并无支持他为司隶校尉之意了。
在袁绍的那一边，袁绍接到了谋杀吕布未成的消息之时，吓得心惊胆战。吕布的武艺，非袁绍下面的任何一员大将所可对敌。袁绍赶紧下令：把邺县的城门关了，叫将士登城去防守，袁绍认为，吕布一定会来邺县，找他算帐。
吕布却并无找袁绍算帐的勇气。他想来想去，在这世界上只有张杨真对他好。于是，就老着脸皮，奔往河内。
张杨果然是唯一真对他好的朋友，再度收容他，不计较他上次之不辞而别。
张杨以外，吕布竟然在路过陈留之时，又交到一位好朋友：陈留太守张邈。张邈对吕布的武艺十分佩服，对他热诚招待；临别之时，还和吕布“把臂言誓”。这四个字的意思，可能是结为同盟，也可能是“结拜为异姓兄弟”。
陈留郡属于兖州。当时的兖州牧已经是曹操。曹操接到袁绍的信，叫他杀掉张邈。曹操不肯当袁绍的刽子手，置之不理，却让张邈晓得这件事，叫张邈恨袁绍，感激他曹操。张邈呢，固然有点儿感激，却不能对他放心。袁绍为什么要杀张邈呢？因为，在起兵讨伐董卓之时，袁绍当了盟主而按兵不动，张邈当众责备袁绍，声色俱厉，弄得袁绍下不了台，损威。因此而恼羞成怒，视张邈为眼中钉，后来想出这条坏主意，借刀杀人，在暗中写信给曹操，叫曹操杀张邈。就凭这一点，袁绍已经太不够料，怎配当什么盟主！
张邈这人，有恨有怕有爱。他恨袁绍，怕曹操，爱吕布。
他听到曹操前往徐州，打陶谦，吃了败仗，后方仅有程昱、枣袛与荀彧三人留守范、东阿与鄄城三县，以为机会难得，就听从东郡太守陈宫的话，联合起来对曹操叛变，派人去河内郡，迎吕布来兖州，拥护吕布为新的兖州牧。
陈宫，是京剧《捉放曹》的主角。剧中说他是中牟县县令，曾经捉住曹操；捉住曹操以后，知道了曹操是反对董卓的一位忠臣，便把曹操放了，挂印弃官，陪曹操逃亡；在逃亡的中途，见到曹操忍心杀害吕伯奢全家大小，十分后悔，便不再跟曹操一起走，分道扬镳。
现存的间接史料，只告诉我们，放曹操的是中牟县的一名功曹（科长），不是县令；这位功曹是否姓陈名宫，史料不曾交代。
史料所交代的，是陈宫于曹操作了兖州牧之时，也作了兖州东郡的太守。似乎陈宫不曾于陪同曹操逃亡之时，中途与曹操分手。倘若分了手，他如何能在曹操得意之时当了东郡太守呢？他似乎也不曾见到曹操杀吕伯奢全家。吕家在中牟之西，不在中牟之东；曹操由洛阳来，只能先经过吕家，后到中牟。
历史的特性之一，是它的“不可深考性”。没有一件历史的事实，曾经留下全部的史料，在留下的局部或零碎的史料之中，又每每由于来源不一而相互抵牾，再加上传写史料与传说史话的人，自然而然地加油添醋或张冠李戴，于是当年的真相就越传越失真，越模糊，甚至越来越胡扯，越颠倒。小事如陈宫之捉曹放曹，或捉曹、随曹、叛曹，大事如曹操之何以在赤壁战败，都会成为后世历史家的难题。
然而这门历史学问，虽则有捕风捉影之嫌，却不可废。先民过去的经验，我们总不能不参考，总不能不研究。“往事不忘，后事之师。”要紧的是，研究之时，在方法上不可不谨严。
陈宫之所以不惜断然反曹，《典略》说他“自疑”。《典略》这部书，是站在曹操的立场说话的。事实上，陈宫没有自疑的必要。东郡是兖州最重要的一个郡；曹操交给了他，显然是对他十分信任，他又何必自疑？我猜想，陈宫可能是听到曹操在徐州滥杀无辜，屠了好几个城，才决定反曹的。
自疑的，是张邈。张邈知道了袁绍叫曹操杀他，又很明了曹操的为人是心狠手辣，他不能不自疑，于是陈宫一建议，张邈就立刻接受。
这两人以外，还有一位热心于反曹拥吕的人：徐州广陵郡的太守张超。张超是张邈的弟弟，在他们三人的拥护下，吕布有兵有粮，很快地作了兖州的第二个州牧，以东郡的濮阳县为根据地，逐渐扩展到兖州其他的郡，与东平、住城、济北等侯国。
不曾被吕布袭占的，只剩下东郡的范与东阿两县，及济阴郡的鄄城县，守范县的是东平国国相程昱；守东阿的，是县令枣袛；守鄄城的是县令荀彧。
曹操慌忙从徐州赶回来，走到（济宁县之南的）亢父，见到这亢父山隘还不曾有吕布的兵据守。大笑，说：“我知道吕布没有出息。”
曹操进军到濮阳，与吕布对垒，相持了一百多天，双方都把粮食吃完（这时候，老百姓更没有粮食吃，有旱灾，又有蝗灾）。
吕布感觉到死守濮阳不是办法，就移军到山阳郡（山阳郡的郡治昌邑县，在今天的山东的山东金乡县西北）。曹操暂时不到山阳去跟吕布胡缠；利用这空隙的时间，夺回若干处的“外县”。
到了兴平二年（公元195年）的春天，曹操觉得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向吕布挑战，便进军巨野，围攻吕布驻在当地的薛兰与李封。吕布领兵来救，遇到曹操的埋伏，大败，退往东缗（金乡东北）。薛兰与李封二人，均被击溃，斩首。
吕布在东缗集合了陈宫的兵，卷土重来，总数虽不过是一万多人，却比曹操当时的兵多。然而，他又中了曹操的埋伏，溃不成军。他灰了心，放弃兖州，逃往徐州，去投奔刘备。
刘备这时候已经继陶谦作徐州牧（刘备崛起的经过，我以后再说）。
吕布的好友张邈，随吕布去徐州，其后由徐州往寿春（安徽寿县），向袁术求救，在中途被自己的人杀害。
张邈的弟弟张超，替张邈守陈留郡的雍丘（河南杞县）。曹操来打，围攻了几个月，终于攻下。张超与张家的全族人口，尽被曹操屠杀。
张超的一个旧幕僚好友臧洪，这时候在袁绍下面当东郡太守（东郡本是兖州的一郡，曹操以兖州牧的身份，早已任命陈宫为东郡太守，郡治设在濮阳。袁绍只是冀州牧，却也先后任命了曹操与臧洪为东郡太守，叫臧洪把东郡的郡治，设在“东武阳”；东武阳是一个县的县城，在今日山东朝城县之西四十里。袁绍不仅对兖州有兴趣，也派了人和公孙瓒争夺青州）。
臧洪听到张超在雍丘被曹操围困，就点齐了东郡的兵，准备前往雍丘去救，请求袁绍批准，并请袁绍加派人马。袁绍不肯加派人马，而且不许他离开东郡去雍丘。几个月以后，雍丘被曹操攻破，张家全族被杀，臧洪气愤到极点，对袁绍绝交，翻脸，对立。袁绍派兵打他，围攻东郡的郡城东武阳县（山东朝城县西），围了一年多。他的同乡兼亲戚、广陵郡射阳县人陈琳，奉了袁绍之命，连写了两封信劝他不必为了一个已死了的朋友兼老上司张超，而对现在的上司、未尝不也是一个朋友的袁绍，生这么大的气，拿个人生命与全城军民的生命来拼。陈琳的第一封信，臧洪未复；陈琳的第二封信，臧洪复了。
臧洪在复信中向陈琳说：当年他与袁绍成为朋友，是为了同心讨伐董卓；不料这袁绍心里所想的，只是要“统一山东”、“抑废王命”（所谓山东，不是指今天的山东省，而是指崤山与函谷关以东很多的地区）。
臧洪说，袁绍而且杀了那曾经参加反董同盟，又曾经劝韩馥让出冀州地盘给袁绍的一位大恩人——张导。袁绍不仅杀了张导，而且杀了张导的全族。袁绍这人，对于穷途来归的反董同盟者吕布，不给兵支援，反而派壮士谋害吕布。此外，袁绍又杀了一个无罪而有功的人——虎牙都尉刘勋。
陈琳收到臧洪的复信，交给袁绍；袁绍看了，知道和解无望，便下令加紧对臧洪所守东武阳城围攻。
臧洪原以为公孙瓒、袁术、被招安了的黑山首领张燕，都会直接派兵来救他，或是攻打袁绍的邺县，以间接的方式给他支援。可惜，这三人都毫无行动。
最后，东武阳城的粮食被吃光了，老鼠、牛角、羊角，也都被吃光了。臧洪叫城内的军民退出，不要与他同归于尽。他说，他是为朋友张超而死，将士与人民并非张超的朋友，不必死。然而，七八千将士与人民，包括女子，没有一个肯出城，都心甘情愿地饿死于城破以前。城破了，臧洪被捉，与袁绍见了面，大骂了袁绍一顿以后，被杀。
吕布到了徐州的下邳（江苏邳县之东），刘备对他很好，把小沛指定给他屯驻。小沛是今日的沛县。
这吕布却恩将仇报，暗中接受袁术的收买，乘刘备在淮河边的盱眙、淮阴与袁术对垒之时，由小沛袭取下邳。
守下邳的是张飞。张飞与下邳国国相曹豹，处得不好，把曹豹杀了，城中的秩序大乱，有人开了城门，引吕布的兵进来（国相是代替该国之王或侯治理人民的官，地位相同于太守）。
吕布不仅占了下邳，而且掳了刘备的太太与儿子。这位刘备的太太是谁？儿子是谁？《后汉书》与《资治通鉴》，均没有交代。
太太也许是甘夫人，与陶谦的夫人同姓。儿子绝对不是阿斗，阿斗还不曾出世。
刘备听到根据地下邳出了问题，从前方回军，与吕布打了一仗，打不赢；转向广陵郡发展（广陵郡的郡治广陵县，是今日的江都），又吃了袁术另一次亏，只得撤军到海西县（东海县南）。
刘备在海西县活不下去，粮食没有。他老着脸皮，倒过来向吕布投降。吕布却也慷慨，派车子，派马，迎刘备回下邳，把小沛指定给刘备与他的部队驻扎。
刘备原已从陶谦的手中，接了“徐州牧”；现在，建安元年六月，他把徐州牧让给吕布去做。吕布礼尚往来，也请刘备担任所谓“豫州刺史”。至于，豫州究竟能有几郡几县，服不服刘备管？那就难考了。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九月，曹操把汉献帝从洛阳迎到许昌（河南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吕布派人去向曹操讨好，希望曹操用献帝的名义追认他为徐州牧。曹操不肯。
建安二年春天，袁术在寿春（安徽寿县）自称皇帝，吕布表示拥护，而且把女儿交给袁术的钦差韩胤，带去寿县嫁给袁术的儿子。
韩胤和吕小姐走到中途，被吕布追回。吕布是一个习惯于轻举妄动、妄动以后又很后悔、反复无常的人。吕布把女儿留了下来，把韩胤押解去许县。曹操杀掉韩胤，发表吕布为“左将军”。
袁术恨透了吕布，命令大将张勋、桥蕤，与白波的韩暹、杨奉，分七路来攻下邳。兵力共有多少，史料上只说是有数万人；但无论如何，总是多过于吕布的“兵三千、马四百匹”的。
吕布却也能干，略施小计，便大胜张勋，生擒桥蕤。这小计，是分化敌人，说服韩暹与杨奉，叫他们对袁术倒戈，答应以战利品全部送给他们。
次年，建安三年，这位举棋不定的吕布，却又和袁术言归于好，替袁术解决刘备（实际上也是替自己拔去眼中之钉。他知道刘备有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小沛袭取下邳）。
刘备经不起吕布的大将高顺一击，便丢掉了小沛。
曹操曾经于高顺来攻之时，派了夏侯惇来救，救不了。曹操自己率领大兵，来到下邳。
吕布想降，陈宫不赞成。
陈宫建议：吕布在城外打，他在城内守，互相呼应。吕布的太太（貂蝉？）不肯，说陈宫不是一个可以托妻寄子的人。于是吕布也留在城内，死守。
守了三个月，城破。城破的原因，是一位部下侯成，因喝酒而被吕布大骂，遂因怀恨而捆了陈宫与高顺，开城门，向曹操投降。
曹操的大队人马，与刘备的小部队，都涌进了下邳城。吕布与太太及少数亲信，一退再退，退到了一个城门楼子之上。这楼子的名称，是“白门楼”，楼下的城门，叫做“白门”。
吕布困守在白门楼之上，穷极无聊，我这穷字在此处的字义，是日暮途穷的穷，不是贫穷的穷。野史说，他异想天开，把秦宜禄的漂亮太太送给了关公（关羽），拜托关公在刘备与曹操的面前说几句好话。关公让秦宜禄的太太留下来，却不敢就收为己有。他向曹操报告了这回事；曹操很忙，听到报告未置可否。关公不放心，又一连几天，重复报告。最后，曹操嫌烦，说：“你把她送来给我看看。”关公遵令送去，这位秦宜禄的太太便一去不回，被曹操收了。
元朝以来的民间戏剧之中，有一出叫做《斩貂蝉》，是说：关公在月光下拒绝貂蝉的诱惑与游说，挥动青龙偃月刀，刀起头落，把婉转娇啼的貂蝉砍了。俞大纲先生告诉我，这出戏在《曲海》一书之中，附见于《连环计》之下。南方从安徽、江苏到广东，都有名角唱过。
京剧之中的《辕门射戟》，倒很象是真有其事，有正史作为根据：当刘备投降了吕布、屯在小沛之时，袁术派了大将纪灵率领三万兵来打他。吕布亲自带了一千多人来调解，邀请纪灵来喝酒。酒酣耳热之时吕布提议：由他自己射箭，倘若能射中他的戟的小枝，纪灵与刘备双方必须退兵；否则，大家不妨厮杀一阵。他射了，果然一箭就射中了戟的小枝。据说，纪灵就退了兵（这位纪灵奉了袁术之命而来，如何可以为了吕布的这一场表演，便马马虎虎地退了兵？讲故事的人，以及写这个故事在正史上的人，是不会想到这个问题的）。
《三英战吕布》在京剧里也有，所根据的不是正史，而是演义。它把刘、关、张三人，说成在武艺上都敌不过吕布，三人合起来也仅能与他打个平手，事实如何，姑且不论；就戏论戏，就故事论故事，的确是十分精彩。
《白门楼》是吕布一生的悲剧性结束。《后汉书·吕布传》，把他与曹操的对话，以及刘备插进来的“冷语”，记载得活灵活现。
吕布在走下城楼，束手就缚以后，向曹操说：“从此以后，天下太平了。”曹操说：“这话从何说起？”吕布说，“明公所顾虑的，只有我吕布一人。以后，您自己统率步兵，派我统率骑兵。平定天下，不成问题。”吕布转过脸来，向刘备说，“你现在是座上客，我作了阶下囚，绳子捆得我太紧。你不能替我说一句求情的话吗？”曹操听到，笑出声来，说：“捆老虎，怎能不紧一些？”说罢，就吩咐左右，叫把吕布的绳子放松。刘备这时候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向曹操说：“绳子不可放松。明公，你忘记了，他杀了他的长官丁原，又杀了他的义父董卓么？”吕布立刻对刘备破口大骂：“你这个大耳朵的小子，最叵信！”
叵字，是“不可”两个字连起来读的一个字，音“pǒ”。它很象今日北京语之中的“甭”字，是“不用”两个字的连读与合写，音béng（但是，用字是去声，甭却是阳平）。
刘备，诚然是“最叵信”。吕布自己又何尝是可信呢？是他先对不起刘备，刘备在他被曹操击败于兖州以后，收容了他，指定小沛给他屯驻；他不该接受袁术的收买，于刘备在盱眙与淮阴对袁术作战之时，由小沛袭取下邳。后来，刘备向他投降，他一度叫刘备和部下到小沛去驻扎，可谓差强人意，然而他不久又把刘备赶走，弄得刘备不得不去依附曹操，引了曹操到下邳来，灌城，把他围困在白门楼上。这真是咎由自取。吕布自己不够英雄，怪不得别人！


五 袁术

吕布以外，当时的风云人物很多。北方有刘虞与公孙瓒，东南方有孙策，西南方有刘表，逐鹿于中原的是曹操、袁绍、刘备。最不成材的，是袁术。
袁术是司空袁逢的儿子，在血统上是袁绍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在法律上是袁绍的堂兄弟。因为，袁绍已经过继出去，当了袁术伯父袁成的嗣子。
袁术为袁逢的大太太所生，袁绍为袁逢的小太太或丫环所生。袁术一向看不起袁绍，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另一原因是：袁逢的官大，袁成的官小。袁术自己所作的官，在大家共同讨伐董卓以前，也一向不比袁绍所作的官小。袁绍作了（尚书）郎、侍御史、濮阳县令、虎贲中郎将、中军校尉、司隶校尉。袁术被汝南郡举为孝廉，出身比袁绍好；其后当过尚书（不是郎一级的尚书郎，而是郎的上司）、长水校尉（掌管一些属于长水部胡人骑兵的校尉，驻防地在长安西南的宣曲）、河南尹（河南郡是东汉京城洛阳的所在地，长官不称太守而称尹，尹的官阶比太守高）、虎贲中郎将、后将军。
董卓窃夺洛阳朝廷的政权，废少帝，立献帝，袁绍先走，到冀州去号召各州、各郡一致讨董；不久，袁术也走，带了自己的部队走到鲁阳。
那是灵帝的最后一年，中平六年的事。
次年，献帝的最初一年，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孙坚以长沙太守的身份，与荆州刺史王睿共同起兵，响应袁绍、王匡等人（献帝一朝，前后共有三个年号：初平有四年，兴平有二年，建安有二十五年；初平元年是公元190年，兴平元年是公元194年，建安元年是公元196年。以后，我只用献帝的年号，不再用公元纪年。刘备、阿斗，与孙坚及其子孙的年号，我写到他们之时再行注明公元的年代）。
孙坚杀了王睿，吞并了王睿的兵，又杀了不肯送军粮给他的南阳太守张咨；从南阳转到鲁阳，向袁术表示好感。
以董卓为中心的洛阳朝廷，发表刘表为荆州刺史，补王睿的缺，刘表来南阳就职。
当时中国一片混乱，敌我的界线很不分明。刘表可说是董卓所提拔的人，却不能不尊重雄踞在他辖区之内的袁术与孙坚。刘表于是上表给朝廷，保荐袁术为南阳太守（刘表自己，不敢留在南阳，把荆州的州治移到襄阳）。
袁术获得了朝廷的任命，就南阳太守之职，也上表保荐孙坚为豫州刺史。朝廷之中董卓以下的人，肯不肯批准袁术的此项推荐？有没有批准袁术的此项推荐？难考。
事实上，朝廷批准与否没有多大关系。孙坚认真当起他的豫州刺史来。他一方面自居为以董卓为中心的朝廷之下的一名刺史，一方面却积极从事讨董的军事行动。
袁术一度中止对孙坚的支援，其后因孙坚的强硬责难，而照旧送粮，使得孙坚获得胜利。这些，我在前面已经说过。
袁术又做了一件对孙坚颇为友好的事，他的堂兄弟派了一个姓周名昂的来当豫州刺史。袁绍是讨董同盟的盟主，自以为有权代行皇帝职权，用毫无法律依据的“承制”二字，委派大小官吏。他的动机，无非是为了扩大底盘。他已经有了冀州，又夺取并州、青州、幽州，对于这远隔黄河的豫州，也派周昂来抢，孙坚这时在洛阳之南打仗，后方空虚。
袁术替孙坚打走周昂，因此而得罪了袁绍。
袁绍表示，要拥戴幽州牧刘虞做皇帝，另组一个朝廷，与董卓的政府对抗。他向袁术征求意见，袁术不赞成。于是，袁绍把袁术看成敌人，勾结刘表，叫刘表与袁术为难。袁术也把袁绍看成敌人，勾结公孙瓒，叫公孙瓒与袁绍为难。
袁术而且写信向公孙瓒说：“袁绍不是我们家的骨血。”袁绍知道了，更加愤怒。
袁术叫孙坚去襄阳打刘表，借以除去肘腋之患。孙坚很快便打了一个大胜仗。刘表自己是文人，下面也没有什么名将。然而，却有一位诡计多端的黄祖。这黄祖派兵埋伏在竹林之中，用暗箭将孙坚射死。孙坚的兵，改由侄儿孙贲统帅；人数不多，在一千与二千之间，孙贲带了这些兵回南阳见袁术，袁术上表保荐孙贲为豫州刺史，把他的兵留了下来，扩充自己的武力。
袁术也逼迫孙坚的寡妇吴氏，交出孙坚在洛阳宫中所捡到的传国玺。这传国玺，是秦朝李斯为始皇帝所刻。玺上有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以上，是初平三年的事。
次年，初平四年，袁术放弃南阳，移军兖州的陈留郡，驻扎在陈留郡的封丘县。他之所以放弃南阳，是因为南阳已经被他榨干了，不再有油水可供他与他的部下过奢侈浪费的生活。另一原因，是孙坚已死，他怕刘表。刘表已经派兵由襄阳北进。
曹操这时候在（山东濮县之东的）鄄城，不能不与来侵犯他的袁术一较雌雄。论兵力，袁术强。黑山余党和於扶罗的匈奴部队，都在袁术的这一边。然而，打仗不全靠兵力，更靠指挥者的指挥技能。双方大战于（河北长垣西南）匡亭，袁术大败，退守雍丘（杞县）。曹操追击，袁术再退到（河南雎县之西的）襄邑，又由襄邑退到宁陵（河南蔡丘东南的宁陵），最后逃到（寿县、蚌埠一带的）九江郡，赶走了他自己所任命的扬州刺史陈瑞，自称“徐州伯”。
汉朝各州起先只有刺史，在东汉末年有所谓州牧，却不是每州皆有。“州伯”这个名词或官位，完全是袁术所擅自创造，于法无据。
当时的扬州，首县是九江郡的寿春（安徽寿县），辖境包括今日的安徽、江西、浙江与长江以南的江苏，而不包括今日的扬州。今日的扬州，在东汉末年属于徐州，称为广陵。
袁术所占有的扬州，开始只有九江郡一郡（九江郡不包括今日江西的九江）。其后，向南扩展，派孙坚的儿子孙策打下了庐江郡（安徽中部），以刘勋为太守。
朝廷发表了刘繇为扬州刺史。刘繇不在九江郡行使职权，渡过长江，到曲阿（江苏丹阳县），依附丹阳太守吴景与丹阳都尉孙贲。
吴景是孙坚的妻弟，孙贲是孙坚的侄儿。这两人获得在丹阳的官位，是由于袁术的保荐。袁术从初平四年起，已经和董卓的余孽李傕勾结。李傕所主持的长安朝廷，任命了袁术为左将军，“假节”，封为阳翟侯（阳翟是今日河南禹县，在当时属于颖川郡，是豫州的首县）。
袁术虽未必能够占领阳翟，做名副其实的阳翟侯，却也颇能影响长安朝廷，提拔吴景、孙贲之流。
刘繇在丹阳郡曲阿县，与吴景、孙贲处得不好，也害怕有那么一天，袁术命令吴、孙二人打他的主意，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这二人从曲阿挤了出去。
这二人退到历阳（安徽和县）。
吴景与孙贲以历阳为根据地，与刘繇对峙。袁术派了一个姓惠名衢的老官僚，来历阳做另一位所谓扬州刺史，叫吴景做惠衢下面“督军中郎将”。
刘繇的部队占了长江西岸（和县东南的）横江与（和县之东的）当利口。袁术的惠衢与吴景、孙贲，攻不下这两处渡口。这已经是兴平元年的事了。
次年，兴平二年，孙策向袁术要还了父亲孙坚的旧部一千多步兵和十名骑兵，以及老将韩当、黄盖等人，由寿春开往历阳，沿途招募新兵，在到达历阳之时，有了六七千人；然后，一口气夺了刘繇的横江与当利口，渡过长江，占领曲阿，部队扩充到两万多兵，一千余匹马。其后，孙策又打下了（浙江绍兴一带的）会稽郡和（江西南昌一带的）豫章郡，势如破竹，威震江东。
孙策的力量，本可以成为袁术的力量。然而袁术没有足以令孙策心服的德。袁术言而无信，以前曾经答应过孙策，以孙策为九江郡太守，其后拿下九江郡，却派了陈纪为太守。后来，叫孙策打庐江郡，又许诺了孙策以庐江郡太守的位置，结果，又发表了刘勋。孙策之所以急于向袁术要还父亲的兵，正是因为对袁术失望，想另找出路。等到自己有了丹阳郡、会稽郡、豫章郡，局面比袁术大得多，怎么还肯做袁术的部下呢？
袁术既不度德，又不量力，竟然在建安元年，积极准备，想过一过当皇帝的瘾。孙策写信劝他打消这个念头，袁术不听。孙策就与他绝交。
袁术一意孤行，在建安二年僭位，自称“仲家”。有人说，“仲”是他的国号。其实，他的国号与年号，均已无考（今日在贵州的苗胞，有一部分自称“仲家”，被若干民俗学家认为是袁术的苗裔。仲家这一支的苗胞，究竟是不是袁术的苗裔？这是极有趣味的、一篇未来的博士论文的题目）。
袁术只晓得，凭他的迷信，他有资格当皇帝。迷信的来源是：（一）当时流行了一句预言：“代汉者，当涂高。”他说：袁家是春秋时代辕涛涂的后代，应了“涂”字。他自己名术，号公路，也均与涂字相通。（二）依照西汉末年以来的五德终始的历史哲学，汉朝是火德，火生土，代汉而起的朝代该是属于土德的大舜之后，而辕涛涂恰好是大舜之后，他是辕涛涂之后。
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迷信说法，害了袁术自己。
袁术的实力，仅有两个郡而已。和曹操、袁绍、刘备，都做了对头。有吕布，而常常翻脸；有孙策，而无法令孙策肯为己用。
于是，他当皇帝当了两年半，便在建安四年拍床呕血而死。经过是这样的：他做了皇帝以后，以九江郡的寿春为京城，改称九江为淮南，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广设百官，大兴土木，立后选妃，郊天祀地。干这些名堂，没有一件不是十分费钱的。他那里有这些钱呢？两个郡的税收，少得可怜。
结果，他当了中国历史上的最穷的一个皇帝，穷到离开寿春京城，去投靠两个老部下陈简、雷薄。于（今日霍山县的）山，被陈、雷二人挡驾。
最后，他决定与袁绍言归于好，向这位他一向最看不起，被他常常骂为“家奴”与“非袁氏之子”的哥哥大低其头，派人送信给袁绍，表示愿意把皇帝的宝座让给袁绍。
袁绍不给他回信，却叫儿子青州刺史袁谭派人去迎接他北上。袁术走到半途，听说曹操叫刘备领兵在附近拦截；吓坏，掉转头向寿春走，走到离寿春不远的江亭，呕血而死。


六 公孙瓒

三国时代的人才多，蠢才也不少。
吕布、袁术之外，算来要轮到公孙瓒了。这三个人，不是没有一技之长，而是缺乏眼光，缺乏修养，有野心而无志气。
公孙瓒生长在幽州。幽州包括今日河北省的中部、北部，及辽宁省的南部、中部。当地汉人，有不少是慷慨悲歌之士，豪爽而尚武好义；也有许多人习惯民族共处，学会了匈奴与鲜卑、乌桓的骑射。公孙瓒本人又是“家世二千石”，高级官吏的子弟，翩翩少年，身材高、声音大，骑得好，射得准，虽则由于母亲出身卑贱，而只能在辽西郡的太守衙门里充当一名“书佐”，亦即抄写员之流，然而很快便获得太守侯某人的赏识，做了侯太守的女婿，被侯太守送往洛阳之南的缑氏县，从当时的大儒卢植先生读书。
他在卢先生那里，结交了一位同学，姓刘名备。
他不曾把书读通，不久便回了家乡令支县（河北迁安之西），又转到辽西郡的首县阳乐（抚宁县之西），在新任太守刘基的下面作了一个“上计吏”，相当于会计室主任兼统计室主任。他根本没有文人的气质，干这些事都是用非所长，却也表现得不太坏。
刘太守吃了官司，被关在槛车里押往洛阳，公孙瓒化装为一个仆人，一路跟随侍侯。刘太守被判流放日南郡，公孙瓒也下了决心，陪他去这个传闻瘴气甚厉害的地方。所好，两人走到中途，刘太守就遇到了赦免。公孙瓒于是又回到辽西郡的令支县。
家乡的父老与地方官举他为“孝廉”。这是两汉官场的正途。由孝廉而被天子召见，留用为“郎”，再由郎而外放为地方官，最后由地方官而内调为中央大官。
公孙瓒在为“郎”欺满以后，被派作幽州的“辽东属国长史”。长史的意思，是秘书长，是文官，但在这里却是武官，相当于一郡的都尉。所谓辽东属国，便是散布在辽东郡周围的若干藩属国，亦即大大小小的匈奴与鲜卑的部落。公孙瓒的职务，便是监视这些部落，不许他们对汉朝的中央造反。
公孙瓒喜欢骑白色的马，他叫所率领的卫队也都骑了白马。因此，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白马长史。
有些法官是疾恶如仇。公孙瓒是疾胡如仇。每次，当他接到有什么部落造反的消息，他就会勃然大怒，集合兵马，立刻奔赴该部落去交锋，好象是他私人和这部落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到了交锋的之时，不用说，他决不客气，而尽量猛打，尽量残杀。各处的胡人，对他的确是十分害怕的。
他的长官，幽州牧刘虞，对付胡人另有一套。刘虞反对杀，所行的是怀柔政策。胡人感他的恩，已经造反的，退走；没有造反的，不再想反。
我用这个胡字，包括很多不同种族的人。严格说来，胡只能指匈奴，而匈奴是突厥种（因为突厥与今日的多数土耳其人是匈奴的苗裔）。
西汉之时，匈奴之东有所谓东胡，其血统与语言均与匈奴不同，被人类学家称为“东胡种”或“通古斯种”。
就东汉末年的幽州而论，乌桓是各种胡人之中力量最大的一种。乌桓两字，有时也被写作乌丸。东汉的朝廷，特设了一个“护乌桓校尉”负责保护乌桓部落的专责。所谓保护，包含“保全”的意思，防止他们因造反而丧失生命与畜产。
东汉的最后一个“护乌桓校尉”，姓箕名稠，有人说他不姓箕而姓綦。他不但不曾护得乌桓，而且保护不了自己，被两个姓张的汉人杀死。这两个姓张的，一个叫张纯，曾经作过中山国的国相；一个叫张举，曾经作过泰山郡的太守。张纯对汉朝前途的看法，与其他三个姓张的（张角、张宝、张梁）大致相同：汉朝气数已尽，新朝代即将诞生。张纯于是说动了张举，推张举为天子，而自称“弥天将军安汉王”。
这张天子与张将军，自以为抓住了时代的趋势，就在灵帝中平四年，大造其反，担负他们交给自己的历史任务，实行荒乎其唐的机会主义。他们诱惑了乌桓的一个领袖丘力居，吆喝了不少的汉人与胡人，杀掉护乌桓校尉箕稠，与右北平郡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以流寇的战术横冲直撞，劫掠了青、徐、幽、冀四个州的不少城市、乡镇、村庄。
次年，中平五年，在幽州牧刘虞的指挥下，公孙瓒大破张纯、张举、丘力居等于（河北蓟县之西的）石门。
公孙瓒在石门打了胜仗以后，穷追张纯等人的汉胡混合部队，一直追到管子城。
他与他的追击军在管子城遇到埋伏，被敌人反包围，围了一百多天。粮食吃完，吃马；马也吃完，煮马鞍、盾牌、皮靴等等。幸亏敌人也吃完了粮食，不得不退回他们的根据地柳城；否则，公孙瓒及其残余部队，不都饿死，也都会冻死了。
这时候，公孙瓒的官位是骑都尉。他早已做过涿县的县令了。立了石门之战的大功以后，在洛阳的灵帝升他为中郎将，封为“都亭侯”。
中平六年，三月间，有一个姓王名政的，于张纯未对他防备之时，将张纯杀了，割下张纯的头，送给幽州牧刘虞领赏。朝廷加官刘虞为大司马，封公孙瓒为蓟侯，拜“奋武将军”。
公孙瓒一跃而为天下知名的名将，有希望成为拨乱反治的重镇，倘若他懂得与刘虞始终合作，服从这位富有政治经验、而且远近仰望的长官。
他却不肯如此做。
他打了一个不太大的胜仗，便自以为很了不起，不再把刘虞看在眼里，而处处与刘虞作对。刘虞派人送东西，赏赐一些忠顺的部落，公孙瓒偏要去拦截、抢去，破坏刘虞的怀柔政策。
刘虞有一个儿子刘和，在长安朝廷当侍中，与献帝处得很好。献帝在私底下拜托刘和，逃离长安，去幽州，叫刘虞带兵来，迎接他（献帝）东归洛阳。
刘和奉了这个密旨，便逃离长安，奔出武关，先到南阳，他本想由南阳再向东走，到颖川郡再转向东北，经兖州、青州、冀州，见父亲刘虞；不料，袁术认为奇货可居，把刘和以连软带硬的方式留了下来，他叫刘和写信给刘虞，把兵送到南阳来，袁术也带兵一起去。袁术是想与刘虞分功，甚至想争刘虞的功。
公孙瓒劝刘虞不必派兵，刘虞不听；派了几千人去。公孙瓒暗中写信给袁术，建议袁术将刘和扣留，将刘虞的兵吃掉。
他在表面上装着与刘虞一起行动，也派了一千多人，交给堂兄公孙越带去。
结果，袁术吃了刘虞所派来南阳的兵，也按照公孙瓒的建议，把刘和关了起来。这位刘和，颇有能力，竟然从袁术那里逃走，逃到了幽州，向父亲刘虞报告了一切。
于是，刘虞对公孙瓒就恨入骨髓。
公孙瓒不仅与刘虞成了敌人，与袁绍也成了敌人。原因是，他的堂兄公孙越奉了袁术之命，帮助孙坚，打袁绍所派去的“豫州刺史”周昂，在打的时候中了箭阵亡。
袁绍明知道孙坚已经是豫州刺史，又另行“承制”（自称朝廷授权）派一个什么周昂，乘着孙坚在洛阳前线打董卓，袭占豫州的某一部分。这诚然是袁绍的不对。
公孙越的“任务”，本是前往长安，迎接献帝。袁术不践言参加迎驾，而吃掉刘虞的兵，又把公孙越及其部队用在打周昂的小战争上面，以至公孙越阵亡，这是袁术的不对。
单就公孙越之阵亡而论，公孙瓒应该第一先恨袁术，其次才恨袁绍。
军阀便是军阀，不懂得什么叫平心静气的分析。
他进军（山东德平县的）磐河。同时，他上疏给朝廷，数说袁绍十项大罪。
这是初平二年十二月的事，董卓还不曾死。公孙瓒在他的讨袁绍疏之中，虽不明白站在董卓的一边，而责备董卓的字眼也不过是“造乱”、“无礼”几个字而已。
除了为堂兄公孙越报仇以外，公孙瓒的另一原因，也就是真正的原因，是扩充地盘。
一个月以前，初平二年十一月，公孙瓒在（河北省东南部的）东光县大胜了青州的黄巾，杀掉三万，收降七万。
由东光再向前，便是袁绍的地盘。袁绍此时名义上是冀州牧兼渤海郡太守，而实力早就伸入青州。公孙瓒要找袁绍打，袁绍仍不想和他打。公孙瓒有一个亲弟弟公孙范，在袁绍的身边。袁绍希望以公孙范为桥梁，与公孙瓒保持友好关系，就把自己所兼的渤海郡太守的官职让给公孙范（渤海郡在今沧州一带）。
谁知，这公孙范有了渤海，不作调停人，而立刻调集全部的兵，帮助哥哥公孙瓒打袁绍。
公孙瓒与袁绍双方的兵，于初平三年正月在（河北威县之北）界桥，进行决战，袁绍以步兵三万人结为方阵，用骑兵一万人布在两翼，精兵八百，强弩千张，作为挑战的前锋。公孙瓒不懂得如何对付这样的阵势，被袁绍杀得大败，退回蓟县。
公孙瓒所任命的冀州刺史严纲，被俘。
袁绍乘胜派人追击，追到（易县东南的）故安县。公孙瓒的部队，掉过头来死守，袁绍的部队攻它不下，撤退。
袁军撤退以后，轮到公孙军来追击，追到（新城县之东的）拒马河，大胜袁军，杀了七八千人，向东扩充战果，进展到（山东西北部的）平原国，继续占领了大部分的青州。
公孙瓒于是派了一个姓田名楷的，作青州刺史。
刘备在这一次战役之中，颇替公孙瓒立了一些功。公孙瓒任命他为平原县县令，其后又升为平原国的国相（汉朝在景帝以后，有王有侯，但王侯都无权统治他们的“国”，一切由中央政府所谓“相”来当家。刘备当时的官名，是“平原相”三个字，不是我给他的“平原国的国相”六个字）。
袁绍不甘心丢了他的青州，便用他的全副力量来和公孙瓒死拼，拼了很久。
拼到兴平二年，袁绍才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于（河北通县之南的）鲍丘，杀了公孙瓒的兵两万。公孙瓒退到（雄县西北的）易京。
公孙瓒之所以战败，简单说来，一是地盘占得太大，人才与兵力不敷分配；二是不但任命了所谓冀州刺史与青州刺史，也任命了所谓兖州刺史：树敌太多；三是刘备在兴平元年为了援救被曹操所攻的陶谦，脱离了公孙瓒与田楷等人的团体，去了徐州，而且赵云也借口兄丧，回了常山郡真定县；四是与幽州牧刘虞闹翻，杀了刘虞，与刘虞的儿子和刘虞的很多部下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他杀刘虞，是在刘备离开青州的前一年，亦即初平四年。十月间，长安朝廷派了一位使者段训到幽州来，加刘虞的官，也升他的官。刘虞被加官“督六州事”；他被升为“前将军”，爵位也由蓟侯改封为“易侯”。
他胁迫段训与他合作，伪造皇帝诏书，说刘虞与袁绍合谋僭位，将刘虞斩首。
事先，刘虞曾经在段训未到以前，与公孙瓒打了一仗，打败，被俘。公孙瓒等待段训来了以后，才把刘虞杀害，因为刘虞本是他的长官，背一个杀长官的名不好。
杀长官的事实，他怎么样也掩盖不了。刘虞的部属们公推阎柔为领袖，号召汉人与胡人，集合了几万兵马，与刘和的一支力量配合。袁绍也派了大将麴义，率领几万兵，参加这讨伐公孙瓒的联军，一举而斩杀了公孙瓒的渔阳郡太守邹丹（渔阳郡的首县渔阳县，在河北密云的西南）。
渔阳郡以外，代郡、广阳郡、上谷郡、右北平郡，各地所有的老百姓都纷纷起义，杀了公孙瓒所任命的官吏，响应刘和、阎柔与麴义所统率的联军（代郡的郡治在高柳，在山西阳高西北；广阳郡的郡治在蓟县，蓟县的故城在北京西南；上谷郡的郡治在沮阳，河北怀来之南。右北平郡治在土垠，河北丰润之东）。
公孙瓒的对策，是采取“绝对守势”。他把易京造得十分坚固，城墙之外，有土堑；土堑之外，又有土堑；传说这易京有几十重的土堑。城墙本身，有六七丈高；公孙瓒与妻妾姊妹所住的楼更高，足足十丈，不设楼梯，公文用绳子系上去，传令用特别训练的、能够大声喊叫的女人，城内，他储蓄了极多的粮食。
尽管如此，这易京终于在建安四年三月被攻破，公孙瓒放火自焚，没来得及死，被砍。袁术死在他前面三个月，吕布死在他后面三个月。


七 陶谦

吕布、袁术、公孙瓒，倘若生在太平之世，便不会表现得那么糟。
陶谦、刘表，倘若生在太平之世，则不仅不致失败，而且可能做出很好的政绩，留名于青史之中。
陶谦是丹阳郡丹阳县人，读过书，被举为孝廉，留在中央政府为“郎”，由郎而外放为舒县（安徽舒城）的县令，在当时算是“正途”出身，他官运不错，“四转为车骑将军张温司马”，跟随张温在凉州对造反的边章、韩遂作战，立了相当军功，于灵帝中平元年黄巾起事之时，被朝廷任命为徐州刺史。
他到任以后，很快就战胜了黄巾，把黄巾赶出了徐州各郡各国，使得“境内晏然”。
他确是一位文武兼长的人才。《三国志·魏书·陶谦传》，把他形容得一文不值，说他亲信小人，疏远知名之士，司法与行政均被荒废。传中所指出的小人，仅有曹宏一名，关于这曹宏究竟害了多少“良善”，并未说明。传中所指的知名之士，是徐州州政府的“别驾从事”赵昱。赵昱被陶谦保荐，任为广陵郡的太守。这怎么可说是疏远了赵昱呢？事实上，别驾从事只不过是一个幕僚，其地位远不及官阶“二千石”的太守地位高。这是陶谦重用赵昱，不是疏远赵昱。
当时，陶谦已经由徐州刺史，升任为徐州牧。升他的，是李傕、郭氾所主持的长安朝廷（州牧的俸禄是“中二千石”，比二千石的太守高，更比六百石的刺史高。中二千石的“中”字，在汉朝政界人物的字汇之中，指“宫中”，引申为中央的与“高于普通的”。所以，“中二千石”高于“二千石”。所谓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原义都是指的年俸，相当于若干石的谷子，其后打折扣发放，而且以一大部分折合为布帛、铜钱等等，所以事实上没有那么多的谷子）。
陶谦于董卓废少帝、立献帝之时，不曾参加袁绍、王匡等人的同盟，却也于朱儁驻节中牟之时，送去三千兵士与足够的军粮，并且推举朱儁“行车骑将军事”，这便是公然与董卓为敌了。
不久，董卓派遣李傕、郭氾打朱儁，击败朱儁的军队，劫掠了颖川等郡，陶谦继续支持朱儁，直至董卓被杀以后。他联合了当时的扬州刺史周乾，与五个国的国相，两个郡的太守，一个郡的前任太守，一个博士（大学教授），共同写信给朱儁，公推他为“太师”，许诺以足够的兵员与半年的军粮支援他，请他去长安打李傕、郭氾，主持国政。
在陶谦所号召的五个国相当中，最有名的是北海相孔融；两个现任太守之中，也有一位是后世的学人所知道姓名的：太山太守应劭。参加签名的“前九江太守服虔”，是我们已经领教了不少的一位“说经家”。那位博士，不是别人，是经学泰斗郑玄。
朱儁另有他自己的看法。朱儁以为董卓既死，不妨对李傕、郭氾不咎既往，“与人为善”。李、郭二人采纳太尉周忠与尚书贾诩的建议，以献帝的名义，征召朱儁入朝，朱儁就辞谢了陶谦等人的好意，而只身前往长安，以个人生命作扭转乾坤的孤注。到了长安，先后担任了太仆、太尉、行骠骑将军事等等官职，终于为了调解李、郭二人之间的争斗，被郭氾扣留，气死。
陶谦呢，自从朱儁去了长安以后，便不再与李傕、郭氾对立，而恢复与朝廷书表往来，接受了朝廷升他为徐州牧的诏旨。
《陶谦传》里面最无聊的一句话，是陶谦与徐州境内一位自称天子的草寇“合从”。草寇是下邳人，姓阙名宣。
陶谦贵为一州之牧，怎么会与区区的阙宣结为同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里指出了如此说法之难以令人相信：“按谦据有徐州，托义勤王，何籍宣数千之众，而与之合从？”
《陶谦传》又说，陶谦与阙宣合从不久，就杀了阙宣，吞并了他的徒众。事实是，陶谦从阙宣开始造反的一天，便对他讨伐，很快就击败了他，将他杀死。阙宣从造反到战败被杀，前后不到一个月：初平四年六月。
《后汉书·陶谦传》，大部分是从陈寿《三国志》的《魏书》抄来。《魏书》是魏朝史官留下给晋朝的官方记录，魏朝史官对陶谦有不得不向坏里说的苦衷，因为陶谦是魏朝开创者曹操的敌人。
曹操的父亲曹嵩死在经过徐州、去往琅琊的途中。曹嵩之死，是死在陶谦的部下，一个姓张名闿的都尉之手。曹操认定张闿是奉了陶谦之命行事。
曹嵩这人取死有道。他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很有一些钱，花过一千万买得了太尉之官，在初平三年带了一百多辆车的行李与金银财宝由洛阳去琅琊，准备到离开今日青岛不远、诸城县东南的海边地去养老。他不仅是招摇过市，而是招摇过了小半个中国。
曹嵩与他的仆从，浩浩荡荡地到了徐州境内，陶谦派遣两百名卫兵，交给张闿护送曹嵩。依照《吴书》的记载，这张闿抵抗不了一百多辆车行李与金银财宝的诱惑，走到泰山与华县、费县之间，就指挥卫兵，把曹嵩杀了，劫去曹嵩的财物，逃往淮南。
《后汉书·陶谦传》不曾指出杀曹嵩的人，是否姓张名闿，也没有说曹嵩是死在“泰山华费之间”，仅仅说了杀曹嵩的是陶谦驻在（峄县西南的）阴平县的“士卒”。这些士卒，属于陶谦的一名别将所管。
《应劭传》又有一个说法：杀曹嵩的不是什么阴平守将及其士卒，不是所谓张闿，而是陶谦的几名轻装骑兵。这几名骑兵，据《应劭传》，是陶谦自己所派。原因：陶谦恨曹操，恨曹操攻打徐州好几次。
《应劭传》的说法，不合于事实。曹操在曹嵩遇害以前，不曾攻打过徐州一次。陶谦没有理由恨曹操，恨到必杀曹操的父亲。
历史上象这种难考的琐碎小事，太多。也不必去深考。重要的，不是曹嵩为谁所杀，而是曹操一口咬定曹嵩是陶谦派人所杀，在初平四年带了极多人马来攻徐州，声称为父报仇。
有五个城的男女老少，几十万人，包括从陕西因李傕、郭氾之乱，而逃到徐州来的难民，都被曹操指挥部队杀光。这五个城是（现在称为徐州市的）彭城、（峄县之南的）傅阳、（睢宁西南的）取虑、（现在称为睢宁的）睢陵与（安徽泗县之西的）夏丘。
曹操屠掉这五城，屠得真正是鸡犬不留，使得“睢水为之不流”，太残忍了！
这是曹操一生的大污点。以他的能力与治绩，他本可以赢得天下志士仁人的归向。他做了这件残忍的事，暴露了他性格深处的凶恶，只有令志士仁人寒心。我在前面说过，陈宫之倒他的戈，引吕布来偷袭兖州，可能便是因为对曹操寒心。后来，曹操对刘备十分好，而刘备总是不肯对他好，其原因可能也是如此。

陶谦在曹操来攻之时，抵挡不住，退到郯城死守，总算被他守住。
有谁在郯城助他一臂之力呢？刘备。
曹操之所以后来对刘备十分器重，这郯城攻守战颇有关系。
次年，兴平元年，曹操又来打徐州，占领了琅琊、东海等县，陶谦有自知之明，知道他自己的力量与曹操的力量不成对比。去年他守得了郯城，今年未必仍能守住。他决定索性放弃这徐州几个郡国的地盘，逃回家乡去养老。
幸亏，在曹操的兖州后方，出了陈宫、张邈等人迎来吕布的事。曹操慌忙回军北向，去打吕布，陶谦这才喘得了最后的一口气。
他却也活不了多久，便发了病，一病不起，享年六十三岁。
垂死之时，他把徐州交给刘备，上表推荐刘备为徐州牧（按照当时的军阀风气，刘备只要一被推荐，不必等待朝廷的任命，立刻便可以就任办公）。
刘备曾经向陶谦辞谢，说：袁术的声望高，力量大，不妨把徐州交给袁术。这时候，孔融在场，表示了他的意见：袁术是死人一个，好比已经埋在坟墓中的枯骨，不值得考虑。
刘备于是接受了陶谦的好意，以“客将”的身份继任为官为甚高的徐州牧（他本为客将，是袁绍的青州刺史田楷，在初平四年派他来徐州，帮陶谦抵挡曹操的）。——注：此处似乎与前文有出入，作者在第六篇《公孙瓒》中，曾提及田楷是公孙瓒所任命的青州刺史，而所提到的刘备离开田楷的时间是在兴平元年，而不是这里的初平四年。至于何者正确，读者自辨。
以后不久，就有了吕布由兖州战败来奔，被刘备好意安顿在小沛，又由小沛袭夺徐州州政府所在地的下邳，以及刘备落难到广陵、海西，反过来向吕布投降，被吕布礼尚往来，安顿在小沛。最后，吕布又把刘备赶出小沛，刘备去投奔曹操，引得曹操来攻下邳，杀了吕布。这些话，在我所写的吕布一章，都已经说过。
曹操于建安三年杀了吕布以后，不把徐州还给刘备，而交给了一个姓车名胄的无能之辈，叫车胄充当“徐州刺史”（徐州牧的官职取消）。
刘备被曹操带回了许县，以献帝的名义拜为左将军。次年，建安四年，袁术离开寿春，想经过徐州，到青州、冀州依附袁绍，曹操派刘备去徐州拦截。刘备果然便把袁术吓得掉头南向，却也顺便打走了车胄，夺回了那个他认为应该是属于他的徐州。
这一次，刘备享受他的徐州地盘，时间也是很短。曹操不能够容忍如此的一次对自己的侮辱；不到一年，就带了大队人马，把刘备的几千兵打得落花流水，俘虏了刘备的妻子与大将关羽。张飞向南逃，逃到汝南，与当地的黄巾领袖合作，占了（河南正阳境内的）一个古城，暂且安身；刘备向北逃，逃到袁绍那里，参加了袁绍与曹操的延津之战。
再其后，刘备见到袁绍实在是不够料，没有战胜曹操的可能，就向袁绍求得了一个任务：前往汝南，策动当地黄巾，以扰乱曹操的后方。袁绍答应，刘备于是获得脱身。
刘备离开袁绍，到达汝南，与张飞团聚在一起。不久，关羽在许县获得消息，知道了刘、张二人的下落，立即陪同刘备的两位夫人（甘夫人与糜夫人），来到古城。曹操派了蔡阳领兵来追，被关羽杀掉。
建安五年，刘备与关羽、张飞离开汝南郡，去到襄阳郡，投奔刘表。
刘备把他们安顿在新野县，并未重视。刘表只不过叫他们在新野这个小地方，担任前哨的职务而已，没有以对待一个前任徐州牧的礼貌对待刘备，也没有认出关、张二人是大将之才。
刘备在新野坐冷板凳，从建安五年坐到了建安十三年，整整八年之久。也真亏他有如此的耐心。人生有几个精力饱满的八年呢？
有一次，刘表请他吃饭，他在席中想到了这一点，伤感得流下眼泪来。刘表问他为什么流泪，他说：“我以前天天骑马，臀部没有肉；现在好久不曾骑马，臀部肥大了起来，感觉到年岁已大，转眼便进入老年，而功业毫无成就，所以伤心。”
刘备这时候，已有四十几岁。
其实，刘备怨不得刘表，也怨不得其他人，该怨自己，怨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勇气有余而智慧不足，学问不足，天下的事，应与天下人共谋之，至少应访求天下之头等人才而共谋之，凭你刘备一人有那么一点雄心，就以为能够独力削平群雄，安定天下，岂非缘木求鱼？
关、张二人有万夫不当之勇，赵云浑身是胆，糜竺、孙乾也有相当的行政能力与外交辞令；这些人是好帮手，然而比起张良、韩信、萧何，有相当大的距离。
所以，刘备混了大半辈子，跑东跑西，跑不出什么名堂，站不稳任何地方。
初出茅庐之时，于一位校尉邹靖的指挥之下，他率领关、张二人及若干平起平坐、一块儿放狗跑马、爱好流行音乐与漂亮衣服的年轻朋友，旗开得胜，把家乡的黄巾军，杀得个个逃命，蒙邹靖保荐，做了中山国安熹县的尉。
中山国与涿郡相距不远，也算得上是他的家乡；实际上，是他的远祖刘胜的封地。刘胜是汉景帝的十四个儿子之一，封在中山国为王；刘胜的一个小儿子刘贞，被汉武帝分封在中山国的陆成县为侯，于元鼎五年因所献的黄金成色不足，被武帝削去了侯爵，降为平民；传到刘备的祖父刘雄，也居然重振家声，做了小官；父亲刘弘，被地方上公举为孝廉，由孝廉而获得官职，当了兖州东郡范县的县令。
这一位范县县令，不贪污，又死得早，留下孤儿寡母，生活十分艰苦。刘备与他的母亲懂得因时顺变，能屈能伸，就凭他们母子俩的双手，自力更生，贩鞋子卖，织席子卖，倒也活得很好，而且省得下钱来供应刘备读书，作了同郡的卢植先生的弟子（刘备出生于幽州的涿郡涿县，从唐朝到清朝称为涿州，民国改称涿县。中山国属于冀州，首县在卢奴，今天的河北定县。安熹县属于中山国，旧址在今天定县之东）。
刘备不仅有钱读书，而且有钱交朋友，这便不能仅仅靠贩鞋子与织席子的收入了。他有两个知己：中山国的大商人张世平与苏双，这两人是做马匹生意的（从塞外运马到内地来卖），很发了一点财；路过涿郡，可能卖了马给刘备，而刘备对于马，十分内行，谈起一套有关于马的马经来，引起张苏的好感（刘备不仅很会骑马，而且深通相马之术）。这两人见到刘备的若干朋友，也器宇非凡，颇有出息，就慷慨解囊，支援刘备，使得刘备有钱团结一批“徒众”，走在街上，骑在郊外，都前呼后拥，声势浩大，形成了未可欺侮的“地方势力”，相当不简单。
刘备不曾进过军事学校，所会的只是骑马、射箭、舞刀舞剑，加上一些书本上的战略常识（如《孙子兵法》之类）。当时，似乎谁也不曾进过军事学校，汉朝的中国没有军事学校；但是在高级的国立学校之中有涉及军事的学科。刘备呢，不曾进过高级的国立学校。
因此，他打黄巾军，绰有余裕，帮公孙瓒的田楷扫荡青州，也不甚吃力；等到了与袁术、吕布、曹操这些人对垒，就很难应付了。
奇怪的是，他帮陶谦守下邳，而曹操竟然攻下邳不下。我们没有充分的史料，无法找出其中的原因。也许，曹操当时的兵，本不甚多，已经和陶谦拼掉不少；而且军粮吃完，输运不继。
本来，他的运气也不算坏。以一个毫无带兵资历，又不曾得过孝廉、茂才之类的保举的人，平步青云，当了安熹的尉，比县长差不了多少。其后，为了恨巡查郡县的“都邮”之官对他搭架子，不肯接见他，就把这都邮捆了起来，打了二百军棍，绑在马桩子上。闯下这场大祸以后，刘备索性连县尉之官，也不稀罕做了，把“绶”脱了下来，挂在都邮的脖项，带了关、张二人离开安熹县，扬长而去，开始亡命的生涯。亡命了不久，攀交了大将军何进派往丹阳郡招兵的毋丘毅，随同毋丘毅去丹阳，路过下邳，顺便解决了当地的小土匪。毋丘毅保他一本他这就又当起官来：（山东昌邑县之东的）下密县的县丞——副县长。
县丞当了不久，不知为了什么原故，刘备又不干了。大概是年少气盛，受不了委屈罢（年纪在二十五六左右）。《三国演义》的作者，把捆打都邮的事，写在张飞身上，以渲染这位作者所送给张飞的粗暴性格（正史上，却没有这样的一个张飞。张飞是富家子弟，字写得极好，生平的嗜好，是画美人，武艺也不错）。
不干了下密的县丞以后，刘备官运亨通，闲不了多久，又做（禹城西南）高唐县的县尉，由县尉而升为县令（大县的主管官，称为县令；小县的，称为县长）。这是他第二次当县尉，第一次当县令。
其实，古往今来，当过县长的人比比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当到九卿，相当于今日的部长的，也十分多。只有作出很大的成绩来的，才会留名青史，为后世所钦佩。
刘备的特殊可爱之处，便是不把区区县尉、县丞、县长，看成一生事业的极峰而心满意足、不求上进。他志在澄清宇内、解救人民；所以得官不喜，丢官不忧，做了小官而随时可走。
因此，他做了高唐县县令，又为了一次对土匪作战小小失利而出走。他这一次走得很远，投奔老同学公孙瓒。公孙瓒这时候因追讨造反的张纯与招降乌桓的“贪至王”，而官拜为“中郎将”。公孙瓒对他很欢迎，立刻上表，保荐他作“别部司马”（司马之官，有大有小；汉朝最大的司马是中央的大司马，相当于西周中央政府的司马；军队中各级部队也各有司马，所管的常常是辎重与后勤业务，遇必要时也奉命带兵作战。刘备在公孙瓒下面所担任的所谓“别部司马”，很像是掌管被招降的或自动归顺的别部乌桓，或如《续百官志》所说，掌管主力以外的另一部的官兵）。
刘备以“别部司马”的身份，被公孙瓒派往青州（山东北部），帮田楷吞并青州，颇为成功。田楷做了公孙瓒的青州刺史，刘备做了田楷下面的平原县县令，不久就升为平原国的国相。
平原在西汉之时是一个郡，到了东汉末年由于殇帝、桓帝先后封了和帝的儿子刘胜与桓帝自己的弟弟刘顾为平原王；于是平原便由郡改称而为国；太守改称国相，直至刘备当了平原相及其以后（到建安十一年曹操废国改郡为止），平原国属于青州。青州有一个郡：东莱；五个国：平原、北海、齐、济南、乐安。平原国有十个城，其中八个是县，两个是侯国。侯国没有国相，侯国的行政官与大县的一样，也称“令”，小县的地方官称“长”。
刘备这时候的官位，虽不太高，也不算低。他和本地的老百姓处得很好，不对他们摆架子，又舍得花小钱。而且，把境内的盗匪清除得干干净净。因此，老百姓对他十分爱戴。
当地的恶霸刘平，对刘备看不顺眼，派了一个刺客来。这刺客见到刘备，交谈之下，变成了刘备的朋友，不仅不忍下手，而且把刘平的阴谋告诉了他。
和刘备官位相等，而声名大得很多的北海国国相孔融，也十分愿意与刘备攀交。孔融有一次遇到黄巾来攻，抵挡不住，令部下军官太史慈来平原，向刘备求救。刘备立刻派兵去救，同时，惊喜之余，向太史慈说：“孔文举也听到说过，天下有我这么一个刘备吗？”（孔融的字，叫文举。北海国史山东潍县一带，郡治剧县在今日寿光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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