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辛万苦找了半天，只看到国学网的繁体版是全的，其他的简体版都不全。

柳如是别传
陈寅恪

第一章 缘起

第二章 河东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测及其附带问题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附记

柳如是真迹
之一 | 之二



悲悼《柳如是别传》
 
李劼

人文日新网
 

悲剧《红楼梦》于非人世界拓出一片人性天地，《柳如是别传》从历史深渊推出一团人格光明。所谓人格光明，当类于马丁·海德格尔《Being and Time》之Being，或曰存在之敞开，或曰存在之关怀。窃以为，正是这种存在关怀意义上的人格主题而不是常人所云之爱国热情，使《柳如是别传》高出于其他相类题材之作，而足以与《红楼梦》媲美。

爱国热情乃一古老话题，几与女子的操守贞节相同。而恰恰又是女子最易被莫名其妙地视为亡国之祸根，一如她们也往往因被断言失身而蒙耻。其缘由或许是源于男权世界中的女子，历来身处弱者地位，王公贵族侵占其身体，文人学士审判其道德，既无肉体之自由，亦无灵魂之标扬。一句“商女不知亡国恨”已是千古定评。可诗人大概不曾想过，国家之兴亡，商女本无责。这个世界为男人掌权，男人操戈，成败兴亡，唯男人是问，何以感慨“商女不知”？与之相应，救国救民之光荣则总也落不到商女头上。当年夏衍先生的《赛金花》一剧似有此意，然因鲁迅先生一觉醒来发现“与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阵的赛金花也被奉为九天护国娘娘”而作罢。鲁迅的深刻自然远在杜牧之上，且不说对历史的洞察力，即便伦理观念，也有其早年的《我之节烈观》作证，然其晚年也偶尔难以免俗。可见女人尤其商女与亡国之关系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传统因袭，如激烈反对女人亡国说如鲁迅先生者，有时也会落入文化积习的圈套。

那么，陈寅恪先生作《柳如是别传》其意何在？难道仅意在言说商女更知亡国恨吗？

倘若仅此而已，《桃花扇》便足矣。

寅恪先生于《柳如是别传》述及河东君与钱牧斋事迹时，曾讲到柳如是的“三死”：

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宗伯谢不能。君奋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

是秋宗伯北行，君留白下，宗伯寻谢病归。丁亥三月捕宗伯亟，君挚一囊，从刀头剑中，牧圉惟谨。事解，宗伯和苏子瞻御史台寄妻韵，赋诗以美之。……

宗伯薨，族子钱曾等为君求金，于六月十八日自缢死。

“三死”显然以柳如是为红花，以钱谦益为绿叶。然仅止于此，《别传》则与《桃花扇》无异。而我以为，《别传》高出于《桃花扇》之处，不在于对柳氏的讴歌，而在于对钱氏的理解。

寅恪先生固然不以宗伯行止为然，并于行文之中时有讽意，如评说钱氏被讥为两朝领袖的史料时说：

牧斋在明朝不得跻相位，降清复不得为“阁老”，虽称“两朝领袖”，终取笑于人，可哀也已。然统观全书所述，作者多有持平之论。同样为“劝死”的史料，至若《蘼芜纪闻》引《扫轨闲谈》云：

乙酉王师东下，南都旋亡。柳如是劝宗伯死，宗伯佯应之。于是载酒尚湖，遍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渊之高节。及日暮，旁皇凝西山风景，探水中曰，冷极奈何！遂不死。寅恪评道：

尚湖西山皆在常熟，当南都倾覆时，钱柳皆在白下，时间地域，实相冲突。此妄人耳食之谈，不待详辨。

以寅恪先生之见，柳如是与钱谦益之间，虽然性格相异，“一诙谐勇敢，一迟疑怯懦”，于选择生死上也殊多差异，但两者的选择却同样严肃。何况钱氏留恋生活，并无卑劣之迹。《别传》曾连引数则史料，论述钱氏有关柳氏与他人往来一事之态度，如：

当谦益往北，柳氏与人通奸，子愤之，鸣官究惩。及归，怒骂其子，不容相见。谓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此言可谓平而恕矣。《别传》并不因为钱谦益的迟疑怯懦而一味痛斥，相反，作者于开卷缘起一章便点明：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而不能自已者焉。

自己“不降志，不辱身”，然亦不因此自觉高人一筹，贬诋他人。强者虽有强者之刚烈，弱者亦自有弱者之尊严。正是在这一点上，《柳如是别传》高出《桃花扇》一筹。《桃花扇》可列为历史上有关商女与亡国之关系的别一种说法。粗粗一看，这类作品似亦为商女伸张，如李香君之大义凛然。然深加细究，则可发现，此种爱国热情乃节妇烈女的同义语。中国历史上的统治之术有王道霸道之交互，中国人的相残则有暴力屠戮与道德谋杀之区分。大群凌迟乃阳光下的罪恶，人人所见；道德绞杀却是黑夜里的阴谋，难为人觉。《桃花扇》张扬商女爱国，意在贬斥书生汉奸。李香君形像之于侯方域宛如一把道德匕首，刀刃所至，一片血肉模糊，而有趣的是，刽子手又照样由文人孔尚任担当。由于书生与商女同属弱者之列，既无大权在握，又无金戈在手，故每每在兴亡关头要被责问忠烈名节。书生从戎如辛弃疾者固然英勇可嘉，文人赴死如文天祥者亦可谓汗青丹心，然而倘若其均为名节而去，不亦悲夫？试问，帝王将相且无以保护其臣民，平民百姓(包括书生商女)又何以应为前朝殉葬？即便就清兵入关而言，此乃崇祯皇帝及大顺皇帝之干系，何以历史往往不究皇帝问书生？如果问一问在大明、大顺、大清之间，凭什么说选择这个光荣选择那个可耻？当何以置答。按照一种惯例，只要主战，打败了也是英雄；谁想谈判，成功了也有卖国之嫌疑。同样的逻辑用于书生，则因为其手无寸铁，总免不了有沦落的危险，一如中国女子时常面临名节问题一样。人格的关怀，往往不是强者的逻辑，而是弱者的哲学。强者大多注重功利，欲主宰生存的权益；弱者往往关怀灵魂，只将写存在的历史。然而中国人历来倾向于强者的专制权力而无视弱者的生存权利，故伦理准则总是按强者的意志制定。杜牧“商女”一诗如是，《桃花扇》一剧如是，几乎所有的传奇故事戏曲小说都如是(如《水浒传》里宋江杀惜，武松杀嫂，总是杀得理直气壮)，唯有《红楼梦》唱了反调，唯有《柳如是别传》写了相反的历史。

中国人有帝王将相的历史，有起义造反的历史，又有为民主科学奋斗的历史，唯独鲜有弱者的历史，灵魂的历史，或曰人格的历史。以中国文化之境况，由于个体的被忽略，群体的被夸大；强权的膨胀，弱者的萎缩，故本真的存在通常以人格形式向此在敞开，在生死关头，在兴亡年代。汉末有党锢之争，明末有社团风潮，即如建安七子，魏晋风度，亦不失为一种灵魂的高扬。总之，是此种对人格的关怀和张扬而不是其它任何主题，构成了《柳如是别传》最为意味深长之处，成为其主旨所在。寅恪先生乃以此“痛哭古人，留赠来者。”也

几十年过去，高山犹在，流水依旧，盲翁之余音，已无迹可寻，所幸尚有《柳如是别传》连同《红楼梦》默然立于寂寞的书架。




《柳如是别传》和陈寅恪晚年心境 
程兆奇

    陈寅恪先生自中年起举手投足之间取得的杰出成就，对中国文史学多具经典意义。因此，在常人看来，四九年后寅恪先生在南北史和隋唐史方面进一步作集大成的总结，才是“顺理成章”的。然而，正像他自况的“著书唯剩颂红妆”那样，寅恪先生晚年倾大力研究的却是两位昔时女子，尤其是对钱柳因缘的释证，竞费时十年。于是乎，《论再生缘》、特别是《柳如是别传》的写作动机，就成了聚讼至今仍未结案的一个悬疑。说“仍未结案”，是指一些大陆学者对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的异议，就我来说，我是同意余先生的解释的。我曾在〈也谈陈寅恪〉（载《中国研究》总第十八期）中说对余先生的解释是“一心尽倾”，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叹服余先生文章的聪明和大气，但的确也感到在大关节目上或者说在方向上余先生的解释是最合理的。所以我在〈也谈〉中说到《别传》时有“让人一见即会顿生疑窦”等语。因为〈也谈〉不是专门的书评，没有详及《别传》，因此文章刊出后，有些读者来信，希望能有具体的论证，有些则迳说若非如此未免会予人以“有色眼镜”的印象。其实，我的看法并非对余先生观点草率地附会，而是反复恭读《别传》并参以寅恪先生晚年其他著述为根据得出的。

    《别传》有没有它意？或者说是不是暗喻今事？确很微妙。下引十分引人注目：

    寅恪案，郑氏之取台湾，乃失当日复明运动诸遗民之心，而壮清廷及汉奸之气者，不独苍水如此，即徐闇公辈亦如此。牧斋以为延平既以台湾为根据地，则更无恢复中原之希望，所以辛丑逼除，遂至白茆港移居城内旧宅也。然河东君仍留居芙蓉庄，直至牧斋将死前始入城者，殆以为明室复兴尚有希望，海上交通尤有可能。……（一一八三页）

    这样的话，摆在“反攻大陆”的年代，又是出自像寅恪先生这样对时事也十分敏感的人之口，古典中不含今情，恐怕说不过去。

    寅恪先生在壮年时一些述及南北朝的著作中，常常以“东南正朔”对待南朝，从中可见寅恪先生的“正统”观念。《陈寅恪文集》的〈出版说明〉说寅恪先生“尚未摆脱传统士大夫思想的影响”，如果指这些方面，还算差强人意。同样，寅恪先生在晚年著述中也表现出了他的“遗民”心态，只不过在这点上“传统士大夫思想的影响”表现得更加显著和充分。有关于此，余先生等时贤已有不少探讨，这里不必再重复。在此仅随便抄录几段《别传》中语，来看看寅恪先生的兴亡之叹和爱憎之情。

    “东海扬尘”“西台恸哭”。亡国遗民之语，不忍卒读。（二二三页）

    当崇祯八年乙亥七夕卧子之怀念河东君，尚不过世间儿女之情感。历十二年至顺治三年丙戌七夕，牧斋之怀念河东君，则兼具家国兴亡之悲恨。同一织女，而牵牛有异，阅时几何，国事家情，俱不堪回首矣。（二五一页）

    噫！卧子抗建州而死节，辕文以曼殊以荣身。孔子曰：“不有祝驼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岂不诚然哉？岂不诚然哉？（一三九页）

    后之读阶令之诗词者，当益悲其所抱国家民族之思不独个人身世之感矣。（四八二页）

    寅恪昔年尝见三桂叛清时招诱湖南清将手札，署名下钤一章，其文为“月所”二字。初视之，颇不能解，后始悟“所”之本义为“伐木声”。见说文解字斤部。旧说为月中斫桂者为吴刚。见酉阳杂俎天咫类。故三桂所说“月所”与其姓名相关联应。吴氏之以“月所”为称，不知始于何时。若早有之，则可谓后来杀明永历帝之预兆。若桂王被害以后更用此章，是以斫桂自许，狠毒无耻，莫以复加，当亦洪亨九之所不为者也。（七七一页）

    呜呼！建州入关，明之忠臣烈士，杀身殉国者多矣。甚至北里名媛，南曲才娃，亦有心悬海外之云，（指延平王。）目断月中之树，（指永历帝。）预闻复楚亡秦之事者。然终无救于明室之覆灭，岂天意之难回，抑人谋之不臧耶？君子曰，非天也，人也！（一一一九－一一二0页）

    “促坐不需歌出塞，白龙潭是拂云堆。”二句，谓当时置酒于白龙潭上，而白龙潭所在之松江，已归清室统治，与塞外拂云堆无异。己身与霞城辈之身世，亦与王昭君相似。其感慨沉痛，实有甚于白乐天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句，及东坡“定惠院海棠”诗“天涯沦落俱可念”者矣。（一一二三页）

    寅恪先生在行文中还每有“不忘故国旧君者”（如八五二页）“痛哭言之”（如一八一页）之类深情的流露。如果对亲历的兴亡麻木不仁，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怎么说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我们应该考虑到，寅恪先生所处的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对现实的兴亡倾述感慨的环境，他只能寄情于故往，而三百年前那场悲情味最重的王朝鼎革，也确实最能使出于相同或相近氛围中的人发出感同身受之叹。我们不妨再看看寅恪先生是如何来述说当年钱谦益等遗民的地下活动的。

    其实牧斋自顺治三年丙戌辞官自燕京南归后，即暗中继续不断进行复明之活动。是以频岁作吴越之游，往往藉游览湖山，或访问朋旧为名，故意流播其赏玩景物，移情声乐之篇什。盖所以放此烟幕弹耳。（八五页）

    牧斋顺治十一年至苏州，阴为复明运动，表面则共诸文士游宴，征歌选色，斯不过一种烟幕弹耳。（一0七三页）

    有学集诗注陆此年春间之诗有“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绝句三十首。”大抵为与当日南京暗中作政治活动者，相往还酬唱之篇什。其言就医秦淮，不过掩饰之词，自不待辨。（一0八六页）

    “高会堂酒阑杂咏”序云：……又若西京宿好，耳语慷慨。北里新知，目成婉娈。酒阑灯屑，月落鸟啼。杂梦呓以兴谣，蘸杯盘而染翰。口如衔辔，常思吞吐。胸似碓舂，难明上下。语同阴迷，词比俳优。传云，惟食忘忧。又曰，溺人必笑。我之怀矣，谁则知之？（一一0六页）

    ……意谓宴席间与座客隐语戏言，商讨复明之活动，终觉畏惧不安，辞不尽意也。（一一0八页）

    “秋灯依约霓裳影，留与银轮伴寂寥。”二句，意谓今夕吾辈之文宴，实聚商反清复明之事，聊可告慰于永历帝也。（一一二二－一一二三页）

    放“烟幕弹”，制造种种“掩饰之词”，藏颠覆谋议于“隐语戏言”之中，虽时隔三百余年，寅恪先生仍洞若观火。寅恪先生既然能够观之于古往，我们也就不必怀疑他同样的可以用之于今日。

    寅恪先生在说到柳如是大年夜遣人送“徐三公子”回家时说：“于此亦足见河东君用心之周密也。”（七十页）寅恪先生还在说到柳如是初赠钱诗有“江东风流物论雄”“东山葱岭莫辞从”句时说，“河东君不仅能混合古典今事，融洽无间”，而且“胸中衬度，毫厘不爽”（三一三页）。其实，论“用心之周密”，论“胸中衬度，毫厘不爽”，寅恪先生是最当之无愧的了。在“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绝句三十首”之二十一“江草宫花酒泪新…”和“明士张君文士墓志铭”考释后，寅恪先生说：“总之，牧斋学问固极渊博，但此文亦故作僻奥之句法，藉以愚弄当日汉奸文士之心目耳。”（一0九四页）这句话很妙，简直可说是泄露了天机，它不仅对通解《别传》十分重要，也可视其是寅恪先生整个晚年诗文的一个极好脚注。寅恪先生以故事述今怀，何尝不是在愚人心目呢？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寅恪先生晚年是生活在一个从箝口到诛心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年代，许多在正常社会里可以正常抒发的情感，尤其是诸如兴亡之叹，爱憎之情，都成了必须避讳的禁忌。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而仅仅以常理常态推度，那就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

    当然，寅恪先生的晚年诗文既然别有深意在，就不可能尽瞒天下人之耳目。早在五三年汪钱解〈改旧句寄北〉就说有斥责旧日学生皈依马列、讽刺郭沫若、骂苏联等意，可谓知师莫过于徒。汪钱的叛师自属可悲，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知情者的证明：寅恪先生的确是寓今情于古典的。

    如果细检《别传》，寅恪先生不能忘怀于今日还是很有蛛丝马迹可寻。比如在述及洪承畴“堂堂督师书赠之匾额（风雅典型），自可高悬于春星堂上，以作挡箭牌”后所发的感慨：“特附记亨九书赠然明匾额一事于此，聊与居今日历世变之君子，共发一叹云尔。”（三八七页）寅恪先生早就说过他所居于其中的“今日”的“非驴非马”，他晚年处身的今日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自然不能再有如此的非词。但寅恪先生的本心，还是通过《别传》传达给了我们。比如寅恪先生在考证出杨绛子二十岁上下时薛素素已六十八岁，因此断无可能“共为盟誓，不嫁男子者”时谓：“禹域之外，当今之世，何所不有，或亦可能。至于三百年前崇祯之际，自无此奇事，可以决言。”（四七二页）在寅恪先生眼中的“当今之世”，已是充斥着非我中华所当有、非我先祖之所传的光怪陆离的世界。当年王国维自沉后，寅恪先生在〈挽词〉和〈纪念碑铭〉中说其原因，是为文化衰落之苦，而非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从今天来看，这句话用在寅恪先生身上才更恰当。因为王国维在冯军逼宫时，毕竟已曾怀“君辱臣死”之义，“数欲自沉神武门御河”。寅恪先生晚年面临的是中国文化旷古未遇的大劫难，他的痛苦自当更为深切。《柳如是别传》作为在这样的痛苦中凝聚成的心血结晶，自然不能和一般的考证著作等量齐观，更不能误把寅恪先生在〈缘起〉中说的检验学力，甚至消磨岁月，当作著作此书的真实目的或唯一目的。如果并非别有企图而仍要执意于此，那就真是有负寅恪先生的一片苦心了。

    原载日本《BLUE》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