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只是一个理想
国际法只是一个理想。 我觉得完整的法理意义上的法的概念套用在国际规则之上是不合适的。因为，当我把整个一本国际法教材通读完之后，我发现国际法不能称其为法。它的运行缺少法理中已经付诸具形的秩序，平等，自由，正义的价值理念。这是一种先天的缺陷。这种缺陷使得名以上的“国际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根本就无法在法理的理念框架下运行。 试问： 在二战后，已经完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为什么有些日本侵略战争的战犯逍遥法外，没有全部被追究战争罪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做到了么？） 如果说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都应该引渡到海牙国际法庭去接受审判的话，那么美国从20世纪第一任总统到现任的布什这么多任总统又有哪一个不是战犯？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总有一股非正义的力量能够大言不惭理直气壮的对国际法所禁止的事项说“no”？ ——Although international is there , justice has never been done！ 如果说，我们还能够对世界各国国内的法制状况的进步表示欣慰的话，那么我们只能对国际的状况表示遗憾和失望。美俄英法德意日，齐楚秦燕赵魏韩，这到底是时空的契合，还是历史的重蹈？ 美国的官员要是敢在国内对着公众舆论说：“老子就是法”，那么他的政治生涯会立竿见影地划上句号。要是中国的官员也在同样的场合说了同样的话，我们至少也有理由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强大到毫不惧怕地说这么一句话，它会得到其他国家对它地惧怕，妥协，甚至是附庸。“老子就是法”中的法在一个法治的国内社会，他只会是谬误，但在国际社会，它就成了真理，成了圭臬。 一百多年前的欧洲大陆上，俾斯麦一语破天机——“强权即公理。” 依照国际法，南沙群岛是中国完全享有主权的不可分割的领土，现在中国却不得不与几个无赖小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依照国际法，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他国不得干涉，但是美国在频频阻挠，日本在煽风点火。 我们会像“秋菊打官司”一样，跑到国际法院去讨回自己的公道么？ 不会。我们只能依照过去的经验来思考解决今天的的现实问题。 因为国际法只是一个理想。
周理
2005-11-1
前一阵子偶然发现我有一篇随笔。那是我在高考成绩出来前的几分钟写的。时间是2003年6月25日23点44分，全文：
也许过了许多年以后，这一个时刻只是脑海里一个黯淡了的火种。但是，我在这个时刻却感悟着渐变与骤然的交替。
这是一个让我难以入眠的时刻，让人在这个时刻之后也难以入眠安定。我发觉今天我特别的“风雨不动安如山”，丝毫没有2000年在舞台上唱《同一首歌》的沧桑和沉郁。或许是对自己已经付出的努力感到应有的踏实吧。
23：53秒针在一步一步地走，就像列车的铁轮轧过铁轨。回忆只是像磁带快退似的，支离片断，断续留声。我不知道该回忆什么，书山题海已经离开了我的书桌。忐忑不安已经留给了初三的恶梦——希望是这样。汗水凝聚在了证书之上，最后的等待寄托在电话机前。
23：59佛门天机暂不可悟，老庄之学难入其境。什么时候将见分晓，还我一个美好的梦和碧蓝的天。
早就应该对那个当时转瞬即逝的感觉记录一些什么了。
隔壁寝室的L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突发奇想地拣垃圾堆里面的矿泉水瓶子卖钱。1毛钱一个。前天我在水房亲眼撞见他的时候， 他左手拎个大号的黑色塑料袋，右手拿着一支不到一米长的竹夹，不停地在垃圾桶里面翻弄，弄得咣当咣当地。当然，他的寝室阳台上堆着老高的塑料瓶，全部装在黑色塑料袋子里，以待收购。
说实话，我是绝对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当着这么多熟人的面去拣废品卖钱。幸亏我的境况还不至于如此。突然想起，我学了这么多年唱歌，还是很反感别人问我有无去夜总会"跑场子"--那是不合适的，至少我认为。
当然，在此我无意讨论"跑场子"的合理性。生存所迫，人的一切就是为了第一要务之生存。我比L幸运，我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经济来源支持着我的学业。父母都有点固定的中等水平的当地收入，使我能够安心的勤奋学习。想到这里，我有一种感到欣慰的满足这种满足逐渐地填平着过往内心中的失衡。当年刘少奇对挖粪工人时传祥说过什么"我跟你只是分工不同，～～～～～"虽然这句话对消除今天中国国内不同阶层人群的失衡心里毫无用处，但是大学生群体中不同的勤工俭学的方式，的确都有一个殊途同归的结果--自力更生解决学费，减轻父母的负担。
有人议论纷纷，对L的行为褒贬不一。他暂时存放废品的阳台勿庸置疑的蚊蝇遍布，也许有他卖完旧瓶后边擦汗边津津乐道的模样引起了众多身边家境殷实的"北理同窗"的不屑和嘲笑。--他们中的很多人的确可以面不改色的每半个学期换一台笔记本电脑如此的过着"辞旧迎新"的生活。在这种议论纷纷之后，我是踏实的。
因为，我虽然不敢保证，但是可以充满信心地去化解每一个可能给我带来失衡的涩苦辛酸。同样，我也能够鼓起勇气去接受那过去在我看来，现在仍然在别人眼里看来非常掉面子的事情。
"食得菜根，百事可为"。这还不够。
坦然的放下面子，并且将它妥善的保存--为了明天容光焕发的尊严。
"
不知怎么的，在自习的时候，居然想起了高三时候办公室老师谈话的场景。
数学老师朱海堂（但他是个男的，备注），说：“彭丽媛是女歌唱家中唱的最好的，因为她是中国第一个声乐硕士……”
其他的老师怎么说的我已经忘记。但是他这句话我一直都记得非常清楚。因为这句话触动了我当时还在雏形中的艺术观里面的一个敏感的领域。
我是很反对把声乐艺术学历化和文凭化的，这种反对恐怕是与生俱来。记得我在小学时候，参加一个获奖的创作歌曲演唱会，看见节目单上写着：“主持人，某某某，声乐硕士，湖南师范大学艺术系”。顿时觉得诧异，便转头问声乐老师：“声乐还有硕士？”依稀记得声乐老师当时是笑而不答。但是，我当时的困惑发展至今，却变成了一种反对声乐艺术学历化的坚持。
在这个“学历优先论”的社会，连艺术都要沦为学历化下的尤物，真是一种社会自我讽刺。一个歌唱家的艺术水平，最终体现在他对声乐作品的演绎上，也就是回归到“他唱的到底怎么样的问题上来”。现实中，有许多歌唱家由于种种原因，不是通过进入音乐学院深造这条道路最终出道成名的，但是观众并没有否认他们的艺术水平和演绎作品的感染力。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由此相对的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便是，很多所谓的科班出生，举人状元式的声乐学士，硕士，最终在艺术上碌碌无为。
我运用了一个评价标准，那就是认为，把歌唱家声乐道路上的成功和失败与否取决于观众是否认可。不过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顽固的立场对立着我的标准“艺术不能够立足于取悦观众。”观众有三六九等，就像歌唱家也有诸如此类的划分一样，不过，一个优秀的歌唱家不但能够“取悦”当时的观众，并且能感染他们，感染几代人。这种“感染”立足于“取悦”没有“取悦”而来的好感和关注，就不会有受到“感染”后的鉴赏和认可。如果把“取悦”认作是一种耻辱而所不齿的话，那么这种所谓的清高也将成为必然的落寞。
落寞？！这是对于每一个从事声乐艺术的人来说令人可怕的字眼。因为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极端状态——很大程度上，他们为了摆脱落寞才走进声乐艺术，继而从事它。当自己从事的东西不能被别人承认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是因为痛苦选择离开，费尽周折，才发现脚下的路所通达的还是致使自己痛苦的原地。当一切努力被证明是艰辛徒劳时，琵琶女的悲情，比才的伤逝便是他们殊途同归的终极。我无奈的惋惜过自己将在一个文化沙漠的理工大学度过4年，学了一个与艺术几乎是分庭抗礼的法律专业，并且可悲于自己还一味的坚持一个可以说是幻想的梦想——用法律挣钱，用艺术生活。实际上，我担心自己从小所钟爱而经历过阻扰和压制的爱好会不会最终由于客观原因而错过。我的抵触，否定，坚持对于社会城建来说，可能连螳臂当车都算不上。庆幸我一直是无声息的更重于我的园地，慷慨的挥洒我的泪水，真诚寂寞的理解全市它的存在——茫然的期待着未来的收成。
写到这里，我无语了。
今天的高兴和欣喜来得的确很唐突。刚刚给声乐老师北大的侯老师发完国庆节的祝福短信，她便在回复的信息中问我：“今晚有小泽征尔的公开彩排，去的话来保利剧院门口找我，我有票。”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她发错短信了呢。不过，可以说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我还回复了一个“什么”。“《贝七》和《塞维利亚理发师》”在一个电话的确认之后，我飞快的跑出校园，打的驰往保利剧院。。于心深处，实则感激不尽。
到了保利剧院。
这是我来北京之后第一次走进保利剧院。在北京，保利剧院以它的豪华，气派，接待的演出团队的高水平而著称。可能能与他媲美的国内剧院已经凤毛岭角。当然对我来说，它是我瞠目而却步的，是那高水准演出的门票价格。我只是在处于一个不适合进行上层建筑消费的水平上，而我的精神需求却与我的物质基础如此的脱节。每一次看到自己已经心仪的演出，只能聊以自慰而已。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就是当我能够随心所欲的去挑选我的节目单，座次的时候，却已经没有了对艺术的单纯热爱。
这个不安在今晚的定格中是没有的。
其实我并不很想谈论更多的《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因为我根本就不懂交响乐。但是小泽征尔是我久闻的世界著名指挥家。尽管它是个日本人。70年代他就来过北京，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扬。其实我更多的只是一个谦虚地茫然的门外汉。但是能有这么一个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夜晚，我觉得有一种不是虚荣的自豪。这种自豪来源于这个世界上我有这么一个老师能够给与我这么一个见识大师的机会。
排练时断时续，一会是弦乐的激昂，一会是管乐的流畅，不过过不了多久，总是被小泽先生的不满和指正打断。
他对这首曲子的处理是天才般的。没有指挥的乐队，不成其乐队，有一个不怎么样的指挥的乐队，它的最终定位也只能是器物的层面上。在遵循着乐谱的情况下，每一个指挥对音乐的符号都有他心目中自己的标准——那么小泽先生的今夜的指挥、排练，做到了让乐队灵动起来，也让我们真切的体察到了他心目中p 、mp 、等等符号的具体存在形态。
在排练的过程中。有一个需要从激昂到弱，然后到中弱，直到渐强的乐句，乐队不是进慢了，就是没有激情，焉然仓促的随着指挥的手势而进入。在这个地方，小泽先生停了几次，并且作了从激昂到弱，然后到中弱直到渐强的多次讲解。最终这个问题解决。把玩音乐需要严肃细致，矛盾的双方最终在小泽先生的艺术斡旋之下调和统一。
我并不知道今晚的乐队是哪个单位的。从过去多次的观看交响乐队演出的经历来看，我并不能够感觉到中国的交响音乐为什么处于李德伦大师所说的“需要雪中送炭“的阶段。今晚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中国乐队和西方高水平乐队的差距，就在于文化上。我有一种很深的源自于今晚现场的感觉，那就是他们总是在内心中定一个西方音乐的基调——高雅，然后以中国文化的“高雅”姿态去演绎西方音乐，他们违背了最基本的一条，那就是音乐在描绘生活场景时，只有手法的不同，而没有所谓的高雅和低俗。我们现代人不会因为电视中的人穿着长袍马褂而发笑，却会对电视中在长袍马褂之上还罩一套西装的人嗤之以鼻。真的。
演出照就在一片掺杂着无知，虚荣和狂妄的北京发达市井的掌声中结束。而留在我心中的确是被小泽先生点燃的爱乐星火，待以燎原。
今天的高兴和欣喜来得的确很唐突。刚刚给声乐老师北大的侯老师发完国庆节的祝福短信，她便在回复的信息中问我：“今晚有小泽征尔的公开彩排，去的话来保利剧院门口找我，我有票。”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她发错短信了呢。不过，可以说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我还回复了一个“什么”。“《贝七》和《塞维利亚理发师》”在一个电话的确认之后，我飞快的跑出校园，打的驰往保利剧院。。于心深处，实则感激不尽。
到了保利剧院。
这是我来北京之后第一次走进保利剧院。在北京，保利剧院以它的豪华，气派，接待的演出团队的高水平而著称。可能能与他媲美的国内剧院已经凤毛岭角。当然对我来说，它是我瞠目而却步的，是那高水准演出的门票价格。我只是在处于一个不适合进行上层建筑消费的水平上，而我的精神需求却与我的物质基础如此的脱节。每一次看到自己已经心仪的演出，只能聊以自慰而已。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就是当我能够随心所欲的去挑选我的节目单，座次的时候，却已经没有了对艺术的单纯热爱。
这个不安在今晚的定格中是没有的。
其实我并不很想谈论更多的《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因为我根本就不懂交响乐。但是小泽征尔是我久闻的世界著名指挥家。尽管它是个日本人。70年代他就来过北京，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扬。其实我更多的只是一个谦虚地茫然的门外汉。但是能有这么一个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夜晚，我觉得有一种不是虚荣的自豪。这种自豪来源于这个世界上我有这么一个老师能够给与我这么一个见识大师的机会。
排练时断时续，一会是弦乐的激昂，一会是管乐的流畅，不过过不了多久，总是被小泽先生的不满和指正打断。
他对这首曲子的处理是天才般的。没有指挥的乐队，不成其乐队，有一个不怎么样的指挥的乐队，它的最终定位也只能是器物的层面上。在遵循着乐谱的情况下，每一个指挥对音乐的符号都有他心目中自己的标准——那么小泽先生的今夜的指挥、排练，做到了让乐队灵动起来，也让我们真切的体察到了他心目中p 、mp 、等等符号的具体存在形态。
在排练的过程中。有一个需要从激昂到弱，然后到中弱，直到渐强的乐句，乐队不是进慢了，就是没有激情，焉然仓促的随着指挥的手势而进入。在这个地方，小泽先生停了几次，并且作了从激昂到弱，然后到中弱直到渐强的多次讲解。最终这个问题解决。把玩音乐需要严肃细致，矛盾的双方最终在小泽先生的艺术斡旋之下调和统一。
我并不知道今晚的乐队是哪个单位的。从过去多次的观看交响乐队演出的经历来看，我并不能够感觉到中国的交响音乐为什么处于李德伦大师所说的“需要雪中送炭“的阶段。今晚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中国乐队和西方高水平乐队的差距，就在于文化上。我有一种很深的源自于今晚现场的感觉，那就是他们总是在内心中定一个西方音乐的基调——高雅，然后以中国文化的“高雅”姿态去演绎西方音乐，他们违背了最基本的一条，那就是音乐在描绘生活场景时，只有手法的不同，而没有所谓的高雅和低俗。我们现代人不会因为电视中的人穿着长袍马褂而发笑，却会对电视中在长袍马褂之上还罩一套西装的人嗤之以鼻。真的。
演出照就在一片掺杂着无知，虚荣和狂妄的北京发达市井的掌声中结束。而留在我心中的确是被小泽先生点燃的爱乐星火，待以燎原。
又是深夜。
只有在寝室的农民都睡着了之后，我才能敲击键盘，开始我的随想。
倒不是随想。排练一个多月的黄河大合唱终于在今天落下了帷幕。庆幸于自己在这次晚会中得到了一个对唱的机会。很难得。回想起自己在北理艺术团两年度过的庸常落寞的日子，并且将它再与今天演出后受到的礼遇和奉承以及夸赞相比，对比度还是很大的。北京确实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湖南在这个方面确实很难与它相比。但是我没有一点点贬低湖南的意思，因为我为了在这个人才济济地方能够出人头地，我付出了很多。回想起大一第一节声乐课，声乐老师对我说：“你要树立信心。”~~~~~~~我由于变声期嗓子出了点问题，整个高中阶段学习声乐都不顺利。拼着这条命终于考上北理工，带着十分不甘的心情来到这里。接下来两年日子几乎全部在更加不甘和落寞交织中流淌。不过唯一没有改变的是我继续在学业和声乐上努力着。我无时不刻不想从男高音之中脱颖而出，但实际上处处有人压着我。演唱意大利语歌曲的从头学，民歌没有人听，流行歌我不会。更大的问题是演出机会根本轮不到我的头上。我不能争取，因为我还要考虑到复杂的人际关系~~~~~~，还要考虑到自己的实力。
在排练的时候，我基本上做到了一开口就使得整个合唱团对我的实力没有任何异议。我也感觉到了这个机会我牢固的地把握住了。片刻之间有一种当然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感觉，其实背后流淌了多少汗水我自己心里清楚。都是四年，为什么就要甘心于跑龙套？为什么就不够让自己一个人的声音在正式的场合响遍我自己无论是否喜爱的大学校园？
说实话，上台的时候有点紧张的，下面坐有教育部的官员，有清华北大的艺术教育老师，其中包括我的声乐老师。我走上台演唱的时候还是做到了投入和淋漓尽致的发挥。虽然带有某些一定要压过旁边那位男高音的那种蠢蠢欲动的竞争感觉，很强烈的感觉，这种压抑已经在我的心里面留存了很久了，通过歌声我释放出来了。
今夜实在困了。累了。心里累。
海峡实浅，亲情弥深
《反分裂国家法》的颁布实在是迫不得已。
陈水扁领导的民进党政府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夺得了政权，于是凭借权力，台湾正在全速甚至是加速度的朝着独立的方向演变。如果说之前的台独势力只是在那里进行无休无止放话来、放话去的政治语言游戏，那么自从民进党上台起，台独活动就进入了法理化阶段，是紧锣密鼓地为自己的存在和壮大寻找所谓的法律上的借口的阶段的开始。相应的，大陆的也应当由态度性的政策转变为百分之一百的国家意志--强制性。将国家的政策法理化，法律化。就像一个紧箍咒，套在了台独势力的头上。但是，台独势力可不是驯服的孙悟空。隔阂产生了背叛，尽管不会是所有。
我无意于去分析《反分裂国家法》的政治意图，战略意念。为什么？同根一家人操戈竟到这份田地，还能不让人觉得无语么？情感冲突的解决途径居然是政治。不管谁首先提起，不管谁是最终的正义和真理。这个过程已经让人觉得无比矛盾和伤感--伤感于实质上已经无助迷茫的孤岛依旧还充当着挑起事端的罪魁。争斗和论辩，使得大陆的国人想要迈过这条浅浅的海峡是那样的沉重和痛心：隔阂和消逝，使得台湾的同胞想要跨过这条浅浅的海峡变得那样的漠然和唐突。从新娘到新郎的等待，从今生并来世的夙愿。难道要等到难以瞑目的人被送进了坟墓，人们才会明白么？
"在过去耻辱的日子里，中国人积弱不振，每个人心里所期盼的，就是能够找到一个兴民之道"宋楚瑜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演讲中所讲到的,"问题是在，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方向，用什么样的坚持去完成所有13亿(人民)和我们台海两岸共同的心声，来共同努力达成"。
宋楚瑜是具有湖南血统的人。
纯正的湖南人，以及具有湖南血统的人，有着一种这样的风骨 "重义轻利、强调实事求是、经世致用"。我不能就电视上的报道就得出宋楚瑜先生的身上完全秉承着这样的一种风骨，因为那是盲目的地域优越感。在中华民族面临危难和难以抉择的时候，这种风骨在历史上的确成为过引领潮流的精神。那么，在这个两岸政党重新跨越坚冰的时刻，这种风骨是不是还能成为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的一注洪流呢？至少，宋楚瑜先生是表明了认同的态度的。
50年前，在美国派出他当时所有13艘航空母舰中的6艘开赴台湾海峡时，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口号："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国政府具有最大的诚意去促成两岸的最终和平统一。我们不会轻谈"准备斗争"。毕竟不光是大陆政府不愿意看到一个同室操戈的结局，十几亿中国人也不愿意拿自己的炮口去对着血脉相连的同胞。但是我们应当让台湾台独势力之道，"丢掉幻想"对于他们的名誉，对于他们的历史角色，--对他们的生存，具有多么大的意义。"顺民者昌，逆民者亡，世界大势，浩浩汤汤……"具有清醒头脑的宋楚瑜先生已经看到了方向。
也许，只有未来的历史学家才能在大势成定局之后，对连战和宋楚瑜先生访问大陆的历史意义进行中肯准确的界定。我们无需去像猜测和求索似的探究他们的个人政治历史目的。当早春时节，记忆中的故乡山头燕子开始呢喃的时候，无论身在何处，游子的心头总会油然而生出浓浓的美丽乡愁。"……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余光中《乡愁四韵》）。此时此刻，也许离其期盼中的两岸关系那燕子呢喃的早春二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既然茫茫雪原开出了一朵纵是嶙峋的腊梅花，我们为什么不去欣赏它和呵护它呢？
施以沃肥，报以期待。
09310302班 20033027
周理
2005年9月6日0点30分
刚刚打开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
上个学期看过。因为这是我的日记，不是小学时候给老师看的读后感，所以我不比介绍电影内容。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看到这部电影的时间比别人晚好几年。不过我很庆幸这种迟到的感觉。若是在儿时过早的接触这个电影，剩下的恐怕除了遗忘就是忘记。但是这部迟到的电影不会让我忘记了。
庆幸我在北京上学，对北京人的感觉有一种切身的体会。首先不去做总结性的评价。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代表了中国人中的特权阶层。从过去计划经济时候买猪肉不凭票到现在高考录取指标的倾斜。当然还有很多方面，比如很多北京人都没有看上去的那样富裕，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基于户口的住房补贴以及“通过自己的努力”找的关系，来住上价格不菲
楼盘的宽敞的楼房。这是中下层北京人里面的中等生活。就这样。
我看了这部电影以后确实想找个地方发泄以电影为导火索，以现实为源头而郁积的不满。看到电影中高干子弟仗势欺人的场景，我心中会立刻联想到生活中碰到过的愤慨。为自己，也为一个阶层上的“阶层弟兄”。如果还用扭曲的马列主义眼光来看待北京人，你很难看出谁是工人阶级，谁是特权阶层，谁是高干子弟。因为哪怕是一个买票的女人，她都得摆出一幅建立在深色蓝领工作服上的高贵的姿态来。不耐烦，受不了外地人的麻烦，自傲于自己已经不再是“北京人”而是北京人，也许内心也在不平衡于自己和很多层次比自己高的人一样都是北京人。
好像跑题了，有点。
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到现在还受到那么多的深情追思。比如说我父亲。我们从历史，从政治上去肯定它，从文化上去承认他就足够了。毛泽东剥夺了太多人的人权，一代人的不幸可以说归责于他是没有异议的。这句话我把王朔的全部立意简单的随口而出。电影中，那帮高干子弟对毛泽东的热情就像五月的喇叭花。开得灿烂辉煌，其实每朵花都没有花蕊。
下次写一篇论文算了。实在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