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倚仗位高权重，试图整治国家赋税制度，以此对王朝的经济体制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太傅兼太师大学士申时行奉行调济折衷，极力保持控制国家朝政的文官集团的相互信赖与和谐；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刚正不阿清廉敢言，为官终极目标即恪守帝国建立以来洪武皇帝提倡的原则；抗倭名将戚继光，在不触动整个国家体制情况下锐意改革国家军事，苦心孤诣，严格求实，功绩卓著；名士、哲学家李贽一心创造独立的思想和人格，追求浪漫、个人、自由。正是这样的一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张居正死后遭清算，申时行任职期间受参劾，海瑞几次三番被罢免，戚继光受清算牵连被革职，李贽被捕入狱自刎身亡。

围绕着万历十五年（1587）这样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年份，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角度，纵横捭阖，书写了此前此后的波澜诡谲，揭示了大明帝国的运行规律，深谙王朝制度的积弊症结。大明王朝以道德代替法制作为维护国家制度的至高权威，以文官集团作为操纵国家机器的统治阶级，正如老成的申时行所领会的：这个帝国的特点在于“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而恰恰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

这本最早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本被命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提倡“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黄先生以该年前后的史实和生活于当时的人物为中心，缕清了明代管理层面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书中正面书写或侧面提及的人物的不幸遭遇，并不全然是个人原因造成，更多的是由于当时的制度已然日暮西山，“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